大足，是我熟悉的地方。

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创造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宝地。大足的历史文化具有民族艺术的代表性、文化品质的包容性、文化创造的广泛性、对巴蜀文化贡献的独特性和革命文化的传统性，不愧为巴渝历史标识、中华文化瑰宝。

细读这本《大足蝶变记》，我对大足却又有了陌生感。那就是在丰厚的、我所熟悉的大足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作者布谷夫为我们描绘了今日大足的万千气象，尤其是千年大足的时代蝶变。

作者的视角是独特的。人们讲述大足时，多从宏观、整体、文化视角去观察。而作者则不同，他把大足的全部镇街逐一细数一遍，一篇一篇地铺陈开来，让我们得以深入到今日大足的细胞中，熟悉她的肌理，以及这种肌理的历史渊源、时代际遇，为我们展示了今日大足，又“何以大足”的奥秘所在。

作者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他告诉我，这本书起源于他2023年末对季家的新认识。季家镇，是传统农业镇，僻处大足最西边，中等规模。曾几何时，人口“空心化”现象极为严重，人口净流出比例约占三分之二，因此镇域冷清落寞，缺乏生机活力。据说季家人也曾一度羞于承认自己是季家人。然而短短几年，以交通巨变、产业兴起为引领的变革，让大足“活”了、也“火”了。今日的季家日新月异，让人刮目相看——由地理位置偏远的劣势，神奇般地站到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中心节点上。昔日的季家镇，如今成为大足蝶变之范本。

这种巨大的视觉冲击、心理冲击，演变为情感冲击、创作冲动，于是作者以犀利的笔锋，条分缕析地解剖季家这只“麻雀”，探寻这蝶变的缘由。他从文化开始，找到了“石刻明珠妙高山，长盛不衰朝觐地”；他从产业入手，提炼出“三大产业强势壮大，N小产业蓬勃兴起”。他的结论是“巨变何须长久日，破茧成蝶正当时”，为我们描绘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季家镇的奋斗和成功。作者由此产生了无限的感慨，他认为：“季家镇的发展历程是一场充满挑战与机遇、奋斗与希望的故事会，见证了一个贫困偏远小镇在时代浪潮中奋勇向前、破茧成蝶的坚韧与执着，也为其他有着相似境遇的山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激励着更多的乡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积极探索、砥砺前行，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传奇。”

这不就是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吗？

有了一个季家，就一定有N个季家，这不就是中国乡村巨变的密码吗？

这个巨大的诱惑，让作者深入大足，欲罢不能，一个镇街一篇持续不断地写起来，加上部分系统、单位篇章和英雄赞歌，一共写了36篇，洋洋洒洒50余万言。

从《守护世界石窟艺术巅峰绝唱的千秋宝地》《渝西大地璀璨“龙珠”，成渝之心形塑原点》的宏观鸟瞰，到《湖光山色赛西湖，唯美小镇透赤红》《红绿白黑关不住，高粱小镇弥乡愁》的微观展现；从《千年昌州府，千年大足城》《大足石刻揭幕地，物阜民丰宝贝多》对历史的致敬，到《花都四季馨香远，梨园川剧锣鼓喧》《三百载书院飘墨香，九龟山风景如画廊》的多彩文化。当然，更多的是新产业的兴起、老字号的升级、农文旅的融合、智造之城的出世、五金之都的蜕变、现代职教的图景、“禾下乘凉”的梦圆、石刻文创的薪火、工业大镇的新曲、米菜桃花与梅竹武术的交响、田园风光与千岁佛仙的辉映……为我们勾画出了千年梦想“大丰大足”的时代画卷。

作者力图把文学描写与史学追寻结合起来。

因此，他并不限于镇街，还把视角引向了大足土地上的忠烈。《中国饶氏兄妹，满门忠烈谱系》，揭示出“栋梁之材、人之楷模”的饶氏兄妹——“国栋、国梁、国材、国模”。

其中的“革命先驱”饶国梁，热血挥洒黄花岗，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追授他为“大将军”。“红色巾帼”饶国模，修建红岩小楼让共产党在风雨中驻足红岩8年之久，邓颖超感叹她对共产党人的帮助——生老病死，无微不至。

《特等功臣满腔报国志，孤胆英雄捐躯上甘岭》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闻——大足籍革命烈士杨国良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之一。作者记载了寻访的艰难过程，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他“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地陷进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手擎”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这是向英雄的致敬，向英雄土地的致敬，更是向历史的致敬！

本书的36篇作品中，有35篇为报告文学，而最后一篇则是中国传统文体“赋”——《红岩车魂赋》。这是作者在文学领域中的拓展和技法丰富的尝试，是一个典型历史事件的文学表达。红岩车，即在大足区域内，原四川汽车制造厂生产的、以“红岩”命名的军用重型越野汽车的简称。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数十年来，“红岩CQ260”艰难起步，它不断迭代，成为新中国、新时代、新重庆的一个标志。如今，一座重庆红岩重型汽车博物馆承载着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史的一段段非凡篇章。

当然，作者也是非凡的。他在描述三线建设背景的基础上，精心描摹了川汽厂和川汽人创业艰难的如歌岁月，既有“白手起家，肩挑背扛；削山填沟，三通一平；厂房矗立，窝棚连片。林中嬉戏百鸟惊飞，万年沉睡大地苏醒”的豪情壮志，也有“茶铺里听评书，吹拉弹唱伴奏；棚户炊烟袅袅，锅碗瓢盆交响”的浪漫咏叹，还有“关键技术被封锁，大国工匠自攻破”“首款车壳，手工敲打无差错”的攻坚壮歌，当然还有“初期生活极端艰辛，解渴常饮稻田水；借宿农家茅草屋，板上睡人板下养猪”的苦涩叹息。但，他们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时刻：“卧薪尝胆一春秋，重型军用越野车，试制成功，取名红岩，以念周公！”“驮重炮，运坦克，背火箭，载导弹”，甚至还有“独创重型军卡登上老山历史，炮火覆盖赢得一场关键战役。誉‘红岩神炮’‘神州之舟’，国庆阅兵当利剑坐骑”，这是何等的慷慨与辉煌。

作为历史学者，我始终以“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续传统，为国史添篇章”为己任。我欣喜地看到，作者与我的追求有着相似之处。只不过，我是从历史的视角，他是从文学的视角，实现了殊途同归。

因此，我以为，《大足蝶变记》是在创造性转化之路上的一次成功探索，更是作者在记录新时代山乡巨变上作出的巨大努力。（周勇 本文系团结出版社出版《大足蝶变记》之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