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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被称为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的长寿南中村，土地正在化零为整：

金盘山上，100多亩的零散土地被流转，出现了摩托越野车俱乐部的新业态；村委会旁，200多亩原来分包到户的土地界限已打破，准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

重庆改革发端于农村、源起于南中。

45年前，长寿县葛兰区八一大队（南中村前身）十三生产队的村民，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把原属村集体的土地分包到户，单干求生。

一年后，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市委的认可，并在全市快速推广。到1980年，重庆市七区三县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占67%。

从生产队时的统到大包干时的分，再到如今的流转与集中，南中村书写着历史的变迁。日前，重庆日报记者来到南中村，采访土地经营轮回的故事。

“那个时候，都穷！”在南中村村委会办公室，想起当年的事，村里的老支书黄国全的声音一下变得低沉。

65岁的他，头发已有些稀疏，但精神头儿仍很足。他口中的“那个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是大集体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生产队模式嘛，早上开完会给大伙把当天的任务安排好后，大家就凑一块儿有说有笑地干，只要不耽误干活就没问题。”他笑着说。

生产队的计酬方式是工分，通常来讲，都是干完一天的活儿之后，统计当天的工分，“一个工分从几分到几毛不等，有的地方也许比较有钱，高的能有一两块，但是大多数都是几分几毛。”他说。

在生产队，村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全部上交给集体，集体再按照村民所积的工分，把粮食分发下来，一个劳动力大概能分到100斤粮食。

黄国全所在的十三生产队，在村里的地理条件和位置都一般，其中有一半土地都在金盘山上，再加上当时各方面条件所限，产量始终上不去，稻谷亩产只有三四百斤，玉米、苞谷、红苕的产量也不高，所以分到手的粮食不多。

“我们这一辈有四兄妹，加上父母有六七口人，一年收的粮食吃半年都不够，剩下半年得找人借，第二年再慢慢还。”黄国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有一年家里实在没粮了，他爷爷只好把麦麸熬成羹，用一小碗胡豆当菜，全家人围着灶台吃得心欠欠的，一吃就是十天半个月，好不容易熬了过去。

直到黄国全的父亲、赤脚医生黄金炉成为十三生产队队长后，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敢不敢在土地上搞点名堂？”1979年的一天，时任长寿县葛兰区区委书记徐明虎突然找到黄金炉。

“什么名堂？”黄金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全国有些地方的农民把土地分了……”

突然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黄金炉有些懵，他的内心激烈交锋：“难道把大伙捆在一起，一年又一年地受穷，就是干社会主义吗？不论谁当干部，也不论队大队小，如果还是‘上晌听打钟，干活一窝蜂，干多与干少，都记三分工’，什么时候也搞不好。”

有了区委书记的支持，“分地”的想法逐渐占了上风。就在这一年，黄金炉冒着风险，以“水统旱包”（即水田统一耕作，旱地分发到户）将土地包给农民，当年十三生产队平均亩产便达到650斤，家家户户杀了年猪，一些劳动力好的农户家里甚至有了余粮，空着的坛坛罐罐第一次装进了白米。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产到户”无疑释放了生产力。1980年，葛兰区推广了这种方式，80%的旱地“包产到户”，所有水田责任到人，当年亩均增产200斤以上。

十多年后，人们的温饱需求逐渐满足，国家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农户要与大市场对接时，“包产到户”的局限性开始体现。

“品种选择、农资采买、对接市场，它都难以应对。”黄国全说。

这是单个农户分散经营的弊端：不仅产出低，不利于推广机械化，并且抗风险能力极弱，在市场面前，很难保证持续增收。或许正因如此，这些年来南中村发展过血脐、沃柑、沙田柚、板栗等产业，都无疾而终。

镇村干部不是没想过办法，他们鼓励村民将土地拿出来进行联营，但彼时刚刚重获土地的村民哪里肯将土地又交出来？

于是，想要流转土地的各方人士，从开水泥厂的老板，到发展水产的业主，再到流转苗圃的投资人，均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没有业主进来，阻挡不了一些村民对规模经营的渴望。村民秦伯寿与老伴吴淑芳便把外出务工的侄儿全家的土地都耕种起来，合计在一起有七八个人的地——这种带亲情色彩的隐性流转，在南中村并不鲜见。

但这终归是少数。关于土地经营的统分问题，在村里当了37年村干部的老书记蔡光荣没有解决，他的继任者邓商学也没有办法，徐相飞的前任支书黄国全更是徒唤奈何。

尤其是2010年后，随着进城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当年大家死活不愿交出来联营的那些土地开始闲置下来，一度超过200亩。

“单干搞生产是搞到头了，必须统起来！”2013年，当过兵的徐相飞上任村支书后，开始强力推进这件事。

南中村四社社长王小兵在金盘山搞了个摩托越野车俱乐部，徐相飞觉得是个切入点。他找到王小兵，单刀直入：“你租的是村民的土地，但现在他们只得到一点租金，如果村里把土地集合起来，让他们以土地入股，这样一来村集体、村民还有俱乐部能实现三方共赢，你觉得怎么样？”

得到后者的同意后，徐相飞开始操作此事。他先是于2022年10月注册了南中村第一个合作社、南中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再以合作社的名义将摩托越野车俱乐部所在的四社部分土地进行了流转，然后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占比41%。

这样一来，村民能获得每亩约300元的土地流转费，合作社也能按比例得到分红，并进行二次分配——去年，摩托越野车俱乐部的经营状况不错，年底时给村集体带来了十几万元分红。

牛刀小试，让徐相飞看见了土地的潜力。他望着老支书已经有些稀疏的头发，思绪万千：村里大部分种地的人已经上了年纪，要发挥土地的潜力，规模经营是出路，而机械化是关键。

可多年来村民们把“红本本”（指承包地确权证书）捂得紧，土地流转始终没成气候，造成村里土地一直零零碎碎，大机器根本就下不了田。

徐相飞决定“倒逼”村民一把。前段时间，他向上争取到了2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让小田变大田。村民们对整地没意见，但一听说要打破田土界限，守护土地“命根子”的决心又被激发起来，为此争得面红耳赤。

但这次他们没拗过徐相飞。“眼下‘统’是必要且优先的。趁热打铁，冬闲时就把200多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搞完，村集体再成立强村公司，组织统一发展‘稻田+’产业。”话音刚落，几辆摩托越野车从他身后呼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