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是婚礼扎堆的时节。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的各乡村也出现了结婚潮。街上的饭店、乡村的场院都摆上了喜宴，一对对新人喜结连理。

提到结婚，彩礼是绕不开的话题。

原州区河川乡寨洼村村民杨志山有两个儿子，彩礼是家庭的重要开支。他的大儿子大杨结婚时，老杨依照当地习俗给了女方8万元彩礼，这是当时的公价。老杨家养着8头牛，种着35亩地，一年收入10万元。为了给大杨娶媳妇，杨志山借了外债。好在小两口日子和美，还生了两个可爱的孙孙。

去年6月，原州区对全区彩礼情况进行调研，并倡导彩礼不超5万元。恰在这时，小儿子小杨羞答答地告诉老杨，自己谈了对象。老杨心里乐开花，“行，大（方言，父亲）找媒人提亲。”经村干部入户工作，彩礼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小杨的婚事成了。老杨讲起这一段，颇有些得意，“俺家给的低彩礼，亲家还给媳妇子（方言，媳妇）陪送了衣服、首饰和现金，彩礼差不多都回来了。”

去年，农业农村部会同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央农办、民政部、全国妇联、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印发文件，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专项治理工作自去年8月启动，今年12月将基本结束。固原市原州区属于西海固地区，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和文化重镇，早在西周就有建制，彩礼风俗由来已久。在专项治理工作开展前2个月，原州区召开移风易俗工作座谈会，并对全区彩礼现状进行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原州区出台文件倡导彩礼最高不得超过5万元。经过近一年的宣传推广，一路看涨的彩礼终于出现下降趋势。

然而，彩礼给多少钱合适？为何要限制，为何不能一刀切予以抵制？群众多年形成的风俗习惯如何改弦更张？近日，记者深入原州区多个村庄实地探访农村彩礼的真实情况。

彩礼，婚姻的“重头戏”

结婚，是个有仪式感的事。

在原州区，不同的村有不同的结婚风俗。

寨洼村地处山区。村庄位于六盘山脉深处，进村之前，要走20分钟盘山路。一路上，层层叠叠的梯田在车窗外闪过，黄土坡上偶尔可见废弃的窑洞。寨洼村有5000亩耕地，村民养殖着上千头肉牛。囤在村民家门口的玉米垛（饲料），砖瓦搭建的牛棚，是每个农家场院的标配。村民农忙时耕种，农闲时打工，以开吊车、挖掘机为主要行业，这是一个传统农业村。

担任村党支部委员的杨志山能说会道，讲起故事绘声绘色。村里人办婚事，他常受邀做司仪。谈起本村婚礼仪式，他很有发言权。3月底，在寨洼村村委会场院，记者和老杨蹲在黄土地上攀谈。“30多年前，用驴车来接亲。还要找个同族的男童做拉马娃娃，在媳妇子上车后，拿着驴抽三鞭，寓意日子开门红。现在，娃娃们结婚都得汽车队去接。山里人不认识花里胡哨的车牌牌。车越新越有面子，最好是锃亮的。”老杨说，车队一般是乡亲们用私家车凑起来的，没必要花钱。

老杨介绍，在寨洼村摆结婚酒，一般在自家场院，酒菜就是庄稼人来下厨。“家里的婆婆、媳妇子、妯娌都过来帮忙。一桌席面有时是四凉、四热、一汤；有时是饸饹面配烩菜。婚礼都是村里人主持，司仪现场念结婚证，感谢娘家把女子嫁过来。男方亲属带着新娘认亲。要是过门后，新娘走在村里与老娘舅（方言，舅舅）迎面过，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家背后就得讲新娘‘超（方言，愣，没礼貌）’。”

据村干部和村民反馈，协商彩礼是村民自古以来缔结婚姻的重要环节。去年6月前，该村彩礼在10万元左右，另外男方还要给女方购置首饰、衣服等。

官厅镇沙窝村地处川区，结婚风俗与城市更为接近。沙窝村毗邻城区，距离原州区核心地区只有8公里。村内主路两旁是各种汽修店铺，路上，大小挂车来来往往，半空中总是飘着黄土道腾起的灰尘。据介绍，该村地少，仅有的耕地已流转给农业企业进行规模化种植。大多数男性村民是跑长途货运的司机，女性村民以做保洁、在建筑工地务工为主业。

沙窝村的红白理事会成立于2000年，红白理事会副理事长李克让对结婚礼仪颇为熟稔，“20多年前，结婚的门道多着咧。”他介绍，媒人上门提亲时要带两瓶酒，女方家长开瓶把酒喝掉，灌上大米，就算同意；若是女方家长说不好喝酒，就是不同意。订婚前，男方要带着酒、带骨肉（猪肋骨）去女方家送礼。订婚时，男方还要带着烟酒等礼物去女方家过礼……“现在很少有人讲究这些繁文缛节。娃娃们结婚，仪式越来越简单，订婚和过大礼一趟办齐，主要是交接彩礼。典礼只剩在饭店摆酒宴请亲朋，新郎带着身着婚纱或秀禾服（一种中式喜服）的新娘给大家敬敬酒。”李克让说，本村人一桌结婚席面一般价格在600元到800元，亲朋多的人家摆上十几桌，普通人家摆三四桌。

“要说花钱大项，就是彩礼。近两年，彩礼的价格越抬越高。区里狠抓移风易俗之前，俺村彩礼大约在8万元到10万元。”李克让介绍。这一数字得到村里人的认可。

三营镇也地处川区，是原州区经贸最发达的乡镇。新三营村是三营镇政府所在地，是三营镇的核心地区。新三营村商业发达，建有物流、粮油、活畜、建材、农副产品等市场。村民以跑长途、做生意为主要收入来源。2021年原州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12元，新三营村将近2万元，村内的民居大部分是装潢精致的二层小楼。

新三营村党支部书记海玉凌只有44岁，是个爱说笑的性子，常走街串巷了解民情，和村民混得熟。他介绍，当地回族婚礼颇具特色，婚礼由阿訇主持，新娘要身着红色喜服，宾客一到主家会端上馓子、油香（类似于油饼的回族小吃）和果果……当然，订婚时商量彩礼也是必要程序。“区里没给彩礼限高之前，我们村的彩礼加上衣服首饰的花费，得20万元。”海玉凌介绍。

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原州区高价彩礼现象不算突出，但相对于每年1万元出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彩礼已经给当地农村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彩礼居高难下的原因

据村民介绍，原州区农村地区的彩礼风俗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彩礼大约400元；20世纪90年代初涨到4000元；2010年，彩礼从三四万元到6万元不等；2010年之后彩礼节节攀升，从数万元到十几万元，个别村庄超过20万元。

去年6月，原州区对彩礼进行调研，发放移风易俗调查问卷102000份，收回101593份。调研结果显示，认为目前当地彩礼在0至5万元的群众，占27.96%；5万元至8万元的，占32.75%；8万元至10万元的，占13.96%；10万元至15万元的，占11.59%；15万元以上的，占12.62%。

原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樊勇告诉记者，高价彩礼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纠纷隐患，“首先，男女议亲时双方家庭因彩礼产生隔阂，不利于年轻人婚姻和睦；其次，高价彩礼易引发返贫现象。”

高价彩礼的弊端在司法案例中也可窥见一二。

去年年底，原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返还彩礼案件受到当地群众关注。当地一对小两口闹离婚，男方起诉要求女方返还20万元彩礼。法院查明，双方经媒人介绍仅认识十几天，就按当地风俗举行了婚礼。男方为结婚背负巨额债务，婚后双方常因琐事争吵，关系恶化。法院判决，双方结婚时间短，女方借婚姻缔结之际收取巨额财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关于“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判决女方返还男方彩礼15万元。

“这并不是孤案。”原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王艳介绍。近两年，她见多了因彩礼在法庭上剑拔弩张的小两口。“有的案件中，男方借钱或贷款给女方彩礼，娘家给女儿一些现金陪嫁。婆家认为陪嫁来源于彩礼，应用于还债。可女方拒绝，认为这是自己的钱，最终双方产生矛盾。有的案件中，男方承担彩礼及结婚成本后，希望女方婚后马上承担家庭责任、生育子女。可女方追求自由，有人长期外出务工，不在男方家庭中生活。当然每个具体案件都有不同的纠纷，经济矛盾和家庭矛盾在诉讼中比较普遍。”王艳表示。

王艳介绍，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都有很强的权利意识，男方认为女方结婚目的不纯，要求全额退还彩礼；女方认为既已结婚，又是男方提出的离婚，彩礼一分不退。双方寸步不让，常常在法庭上争得面红耳赤，调解成功率低，法院不出判决根本结不了案，这也从侧面反映双方矛盾激烈。

据统计，2020年1月至2022年4月，原州区人民法院共受理涉及退还彩礼案件共计146件，绝大多数都是男方提出离婚。涉案彩礼均属于高价彩礼，诉讼标的在10万元到二十几万元不等。

既然高价彩礼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为何年年攀升？原州区做调研时，对“高价彩礼形成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17.89%的调查对象认为，彩礼高企是因为“女方要求过高”；25.85%的调查对象认为，“相互攀比讲面子”推高彩礼价格；认为受“当地风俗影响”的调查对象占22.94%；还有不到1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女方收入低”和“男方有相应经济能力”这两个选项。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的情况，也印证了调研结果。

女方要求高价彩礼的主因是女方家长有以彩礼看人品、保婚姻的想法。“彩礼不能不要，在彩礼上抠抠搜搜的男方家庭精于算计，不能嫁。”“要彩礼是为保幸福。男方家掏空家底娶亲，不敢轻易离婚，不心疼人还不心疼钱嘛！”不少支持高价彩礼的村民这样对记者说。

相互攀比的村民有彩礼高身价才高的思想。“同村其他人家的女子结婚，要10万元彩礼。我家娃娃长得俊多了，要十万零八千元，一点都不过分。”是众多女方家长的真实心理。

认为女方收入低的受访村民介绍，女性生育时没有收入，手里没钱，生活将受制于婆家。“结婚时，婆家给点钱，生育时才有生活保障。”是不少年轻女性的想法。

另有少部分家长索要高价彩礼是受到风俗裹挟。有的乡亲告诉记者，家里有男孩，需要用女孩的彩礼填补自家娶媳妇的亏空，“俺家女子不要彩礼，男娃就娶不上媳妇。”

彩礼能否一刀切杜绝？调研显示，群众的彩礼意识根深蒂固，反对之声集中在高价彩礼上。支持彩礼为3万元以下的被调查对象，仅占21.51%；支持彩礼为3万元至5万元的，占50.63%；支持5万元至8万元的，占15.21%；支持彩礼为8万元至10万元的，占10.14%；支持彩礼为10万元以上的，占2.51%。

可见，绝大部分群众不抵触彩礼风俗，但高价彩礼给群众带来沉重负担，且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

限高令，给彩礼设“天花板”

高价彩礼怎么限制？去年6月1日，原州区召开移风易俗工作座谈会，参会人员不仅有区县、乡镇负责人，还有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及律师。会后，原州区委又向各单位、群众代表及专家征集意见，收集整治高价彩礼的妙招。根据各方建议，原州区结合实际提出实行彩礼限高，最高不得超过5万元。随后，原州区下发《原州区推动移风易俗　遏制高额彩礼助力乡村振兴暂行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倡导彩礼最高不得超过5万元，且逐年下降。

原州区主要负责人在全区移风易俗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跟群众讲清楚、说明白，移风易俗是在尊重、传承传统风俗习俗的基础上，移“歪风”，易“低俗”，是为了让大家更幸福地生活。

彩礼限高的政策甫一提出就引发社会热议。“为固原市原州区的勇气点赞，给彩礼限高，就等于承认当地存在高价彩礼现象，这是替全国有高价彩礼现象的地区背锅。”“要想彩礼低，就必须让女婿赡养老丈人，不然没儿子的老人怎么办？”“为生儿子的家庭减负，最好全国推广。”“百姓私事，怎么限？人家要了高彩礼，政府如何处理？”……在抖音平台，一条原州区为彩礼限高的短视频收到18万个点赞，及8000多条留言，有支持也有质疑。

“区里提出彩礼限高后，我去市里开会，常有其他区县的负责人过来问，你们这个措施有效吗？”樊勇说，该措施能否改变群众的风俗，受到周边地区的强烈关注。一旦试行成功，对附近地区移风易俗工作将有极大借鉴意义，同时彩礼限高能否解决高价彩礼的顽疾，周边地区也在观望。

根据办法，各乡镇（街道）要以行政村为单位，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与辖区群众（居民）逐户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带头推动落实。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移风易俗工作第一负责人；各行政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居）委会主任为直接负责人。办法要求，发挥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在移风易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以寨洼村的红白理事会为例。该理事会成立于2020年，理事长是该村党支部书记古兆金，另设副理事长和三个理事的岗位。根据红白理事会章程，村里人办喜事，要提前到红白理事会报备。在婚礼仪式上，红白理事会成员会到现场帮忙待客迎宾、为群众提供服务，同时监督彩礼陪嫁的情况。婚礼结束后，村民还要到红白理事会登记。

“村里人好面子，彩礼靠村民个人根本降不下。要是没有文件，移风易俗工作没有抓手。”古兆金介绍，村干部以前也入户宣传过低彩礼，但是群众很难听进去。“村干部去劝说，人家表面上答应得好，等村干部一走，该咋要还咋要。再说彩礼多少钱合适？村干部也不敢给明确数字。办法解决了两件事，第一，明确低彩礼标准；第二，村里通过红白理事会章程实现婚礼备案，彩礼是多少要告知村里。”古兆金表示。

寨洼村村民古兆天今年50岁，今年元月他家大儿子与女友举办了婚礼。他在自家场院摆了6桌宴席，村红白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在婚礼现场协助迎宾，在场院帮着摆桌。“我家给了6.8万元的礼金。在婚礼现场，女方家长掏出3万元存折，作为女子陪嫁。两项一抵消，我家给了3.8万元。”古兆天说，他在婚礼前找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婚礼后又进行了登记。

在宣传移风易俗方面，古兆金也有一点小技巧，“妇女能顶半边天。村干部在妇女群里发一条消息，马上就有回音。男人多的工作群，喊半天也没个动静。所以，我们村的移风易俗工作常在妇女群里进行宣传。”古兆金说，寨洼村还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进行入户宣传，每个月至少4次。

寨洼村妇联主席马琴介绍，巾帼志愿服务队有30名队员，都是村里的热心妇女。队员们平时入户和村民一边唠嗑一边宣传，“俺们在场院里、堂屋里和村民聊天，宣传摆酒不要铺张，这个钱给娃娃们上学用更实惠；文件要求彩礼不要超过5万元，要了高彩礼，娃娃们背着债也不好过日子。”

记者在沙窝村了解到，该村的红白理事会有明确的分工，理事薛瑞宁是材料组成员，主要负责登记报备工作；副理事长李克让的工作是婚礼现场服务及监督。“我们村的红白理事会虽然成立于2000年，但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区里明确彩礼不超5万元之后。以前没依据，群众难以接受。你说你的他干他的。”李克让介绍。最近，村里还贴上了“抵制高价彩礼，助力乡村振兴”的标语。

新三营村党支部书记海玉凌经常出现在移风易俗工作一线。去年彩礼限高前，一外村村民找到海玉凌，说儿子的对象就是新三营村村民，女方家长开口要20万元彩礼。他家为小两口准备了婚房，家底已空，希望村干部给想想办法。海玉凌到女方家里做工作，“我花这么多钱培养的女子，不能降彩礼。他家出不起，就不要谈此事。”女方家长听说海玉凌为彩礼而来，一开始态度强硬。海玉凌有三个女儿，经常拿自己举例子现身说法，“我有三个女子，也不指着娃娃们的彩礼。您要看长远，小伙子一表人才还有手艺，能让咱娃娃吃苦？他家已准备了房子，真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了。”经过村干部苦口婆心的劝解，女方家长最终松口要13万元彩礼。

2021年，新三营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海玉凌担任理事长。去年区里公布彩礼限高之后，海玉凌感觉谈彩礼可有底气了，“区里有要求，村里有村规民约。现在要是村里出现高价彩礼，我就拿着文件去给他看，要高价彩礼不符合规定。”记者看到，海玉凌的手机上还留着各工作群宣传移风易俗工作的信息，其中一条为，“各小组长、小队长再给宣传，主要是两方面内容：彩礼不超过5万元；让群众知道红白理事会，有事前报备、事中协办、事后报告的流程。让大家都参与着！”

记者从当地近期有喜事的人家了解到，村民对“彩礼不高于5万元”都知晓，并表示村里抓得紧。村民说：“不能多要彩礼。彩礼要高了，村干部老往家里跑。”

以前，一家村民嫁女儿要了彩礼，在其后面嫁女儿的村民一定会开口多要一点，以显示自家女儿的身价比前一家的高。现在，村干部入户宣传会说：“上一家要了5万元，你比他明事理，能不能少要两千？”这种反向攀比，有效遏制了彩礼价格的抬头趋势。

彩礼背后，家庭关系的微妙转变

村干部们反应，村里宣传的低彩礼典型范例，也发挥了强劲的带动作用，大部分群众的思想观念有了明显的转变。

53岁的田玉荣是寨洼村村民。2018年她的女儿结婚时，田玉荣夫妇没有要彩礼。小两口要买房子时，他们夫妻俩又给了10万元贴补，这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

3月底，田玉荣家10亩玉米地上还盖着去年的地膜，正是整地春播的时候，牛棚里的11头牛每天都要填料饲养。田玉荣不仅照管着地和牛，还在村里打工挣钱，家里也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提起零彩礼嫁女儿的事情，不善言辞的田玉荣说：“两个孩子处得来，彩礼要高了，怕他们为了这事吵架。要再多钱，小两口过不来也得分。”现在女儿女婿在陕西省西安市定居工作，活泼可爱的小孙孙每到寒暑假都回寨洼村过。

田玉荣总说，好是好换来的。去年，她丈夫何永宏在西安市看病住院，全程都是女婿陪护伺候。因为老何有糖尿病，女婿下厨给岳父做口味清淡的病号饭。田玉荣评价这个女婿，“比自己儿子还心细。”

田玉荣的经历成为当地移风易俗工作的典范。原州区已整理出200余个低彩礼、零彩礼事例在各村宣传。

针对各种支持高价彩礼的声音，原州区各村庄在移风易俗宣传中，多宣讲高价彩礼不仅不能保婚姻，还是家庭矛盾的诱因，要高彩礼不光彩等内容，同时提倡女婿们善待家庭，在婚姻中维护男女平等，强调小两口也要赡养岳父母。

根据各村红白理事会的统计，河川乡自去年6月以来，彩礼平均值为4.3万元；官厅镇和三营镇的彩礼平均值也出现大幅下降，汉族群众的彩礼平均值为3万元，回族群众平均为6万元。据介绍，原州区宣布彩礼限高近一年来，各乡镇的彩礼皆有所下降。

记者也在采访中感受到乡村婚姻家庭关系的微妙变化。从司法案例来看，大部分发生彩礼纠纷的家庭中，男女双方都十分强调“嫁出”与“娶进”的区别，小两口及双方家庭常因为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的脱节而产生矛盾。记者发现，大部分主动接受低彩礼和零彩礼的婚姻中，男女关系更为平衡，两个家庭对“嫁出”和“娶进”的区别不会特别在乎，小两口对双方父母的态度和照拂几乎一样。

3月30日下午，当记者走进沙窝村村民葸永平家时，他正站在场院，抱着两个月大的孙孙乐得眯着眼。他的大女儿去年与邻村小伙子喜结良缘。男方家给了6万元彩礼，老葸又添了5万元给两个孩子买了轿车。婚后女儿女婿待双方老人一样尊重。女儿生育后，老葸夫妻为方便照顾孩子，把女儿和外孙接到家里长住。

新三营村村民田志正去年刚刚零彩礼嫁女。田志正经营着有数千亩土地的种植基地，种植药材、粮食。基地员工有一百余名，女婿就是他的员工之一。两个孩子结婚后，亲家带着整只羊等礼物来看他，当面表示娃娃们对双方父母一个样。现在，女婿负责基地农机方面的工作，对老田夫妻很敬重，小两口每周都回老田家蹭饭。

樊勇表示，彩礼限高等措施对降低彩礼有一定约束作用，但现在还不是总结经验、宣布胜利的时候，这是一场长期的博弈。“彩礼的背后，交织着家庭观念、社会风俗、婚姻关系等复杂因素。移风易俗工作涉及社会各个方面，要保证常态长效。遏制高价彩礼是场硬仗，需要久久为功。”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