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一项项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层出叠加。然而，未成年人保护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仍有不少难题亟待破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仍处于高位，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有所上升，如何保护好留守村庄的“花朵”，依然任重道远。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这句话在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牛田镇员陂小学可不是一句玩笑。

校长彭贵保教三年级数学，还教体育、道德与法治以及心理课。除了彭贵保，该校还有4名教师，都是一人兼任多门学科的任课老师。员陂小学只有5名老师其实不算离谱，因为该校只有3个年级、22个学生：一年级8个、二年级8个、三年级6个。四年级之后，学生们就到乡镇小学上学。

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中，有80%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务工没得办法。”彭贵保说。

今年6月1日，员陂小学组织学生们表演歌舞节目，彭贵保和老师们挨个通知家长，苦口婆心地邀请爸爸妈妈来学校和孩子们互动，哪怕只是坐在教室里看孩子们演出呢？

“六一”当天，20多个学生家长到校，1/3是父母，2/3是爷爷奶奶。有一位父亲匆匆赶来学校，和穿着校服的儿子拍了合影，又因有活计而急匆匆离开，连节目也没来得及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3》显示，据测算，农村地区0-17周岁儿童人口约1.1亿，约占儿童人口总数的37.06%。员陂小学留守儿童的情况，在全国农村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中西部一些劳务输出地，父母外出务工、长辈隔代监护的情况长期存在。

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家事”上升为“国事”。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那么外出的农民工如何完成家庭教育职责？农村留守儿童是否有安全的成长环境？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之后，他们的境遇有哪些改变？

近日，记者走访江西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些乡村，了解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真实情况。

父母缺位的童年有哪些痛点？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被誉为“中国铝材之乡”，这里生产的铝材占据全国70%的铝型材市场份额。全县30万人口，有18万人在外务工。据统计，该县有未成年人约7万人，其中双亲都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有4000余人，大部分留守儿童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2021年以来，我院办理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有超过30%的案件与留守儿童有关。”该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检察官魏甜甜介绍。

2022年，魏甜甜办理了一起性侵幼女案，被害人小芳（化名）只有12岁，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魏甜甜了解到，小芳是留守儿童，她和爷爷、奶奶、表哥、表弟一起在农村生活。父亲常年在县城务工，母亲离婚后再也没有在孩子生活中出现。案发时，小芳通过QQ结识社会人员张某。趁着周末，小芳到张某在县城的家玩耍并留宿，当晚遭到侵犯。在办案过程中，魏甜甜通知了孩子的父亲。小芳父亲在电话里气愤地说：“我坚决不谅解那个畜生，让他把牢底坐穿！”

然而，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时，小芳身边只有奶奶和爷爷，父母一直没有露面。小芳的父亲将案件相关事项全部委托给年迈的双亲，并且固执地拒绝透露孩子母亲的任何信息，只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她和我家没关系。”

为了保护孩子，魏甜甜进行了一站式询问。一站式询问是指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时，由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联合，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三个环节一次性完成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检查等取证工作。询问地点在安义县人民检察院的聆听室，这里布置得十分温馨，有布娃娃、暖色墙纸和软乎乎的沙发，现场还有心理咨询师做指导。但小芳怯怯的对答以及对生理知识的缺失，让魏甜甜深深感受到，孩子需要父母的关心。

罪犯被处以刑罚，小芳也重返校园，然而孩子出了这样的大事，父母居然没有出现，令魏甜甜久久不能平静。“小芳渴望交流，可家里的爷爷、奶奶和她难有共同话题，于是她在社会上找谈得来的朋友，最终惹来祸端。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这种交友风险。”魏甜甜介绍。

距离安义县200公里的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同样也是劳务输出大县。该县38万户籍人口，有13万人外出务工。在该县湖溪乡，双亲都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有340余名，占全乡未成年人总数的1/10。湖溪乡未成年人保护站社工表示，留守儿童与隔代长辈生活在一起的情况最为常见，其他亲属代为照顾的家庭属于特例。社工在家访时看到，留守儿童家中有书柜的非常稀少，孩子在家长时间看电视、用手机打网络游戏的情况比比皆是。

乐安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龚敏红介绍，2022年，该县检察院起诉未成年人犯罪6件10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件12人。其中80%的案件与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相关。

毗邻乐安县的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因“南丰蜜桔”而得名。去年，该县检察院联合相关单位对县内1042名未成年人进行入户排查，发现有304名由隔代长辈抚养的留守儿童，其中有129名有不良行为，还有少数未成年人有文身和长期辍学等行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检察院赖家明检察官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已将近20年。永福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全县有留守儿童2200余名，爷爷、奶奶是留守儿童最主要的抚养力量。赖家明觉得，隔代长辈抚养孙辈有三个痛点——管不了、说不通、追不上。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农村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治理难点痛点进行过调研。从调研结果看，该区农村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多忙于生计，对孩子疏于管教，很难顾及孩子的心理健康，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管束力度不足。

2022年，乐安县人民检察院拍摄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宣传短视频《盼盼的心里“画”》。在3分钟视频中，5岁的小女孩盼盼每天都在村口，急切地望着进村的那条路，等待在外打工的父母回家。据检察官介绍，视频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名叫盼盼的小朋友给我院未保信箱投了一封信。信件没有一个字，只是一幅画着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她告诉我们，画中表达的是她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乐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者，当时正值检察机关组织拍摄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短视频，于是让盼盼本色出演，场景就是她的家。

这个短片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尤其是盼盼的父母看到短视频后，立即决定回家乡创业，陪伴女儿成长。“看视频的时候，那两口子哭得眼睛肿肿的。”检察官说。

然而，大部分留守儿童与父母相守的心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记者走访的留守儿童家庭中，很多在外务工的父母都有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无奈——有的父母在务工地无法满足孩子住宿、上学等需求；有的父母重组了家庭，有新的家庭成员需照料，难以顾及留在老家的子女；有的父母从事的行业需要到处奔波、居无定所，不具备带娃的条件，不如让孩子留在家乡过安生日子……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3》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处在父母保护缺位的成长环境中，更易遭受意外伤害、性侵害、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等。相关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烧伤、摔伤、溺水、交通事故、坠楼、食物中毒、触电、锐器割伤、动物咬伤等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率均高于非留守儿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数据表明，校园内曾被同学殴打的留守儿童所占比例为17.3%，明显高于普通学生。同时，41.98%的农村留守儿童感到被忽视。

如何教会家长依法带娃？

“我长大后要当农民工，和爸爸一起去外面看看。”在乐安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心愿墙上，贴着一张心形的便笺纸，上面写着一个男孩朴素的心愿。这名男孩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很少与孩子见面。

为生活奔忙不是父母不管孩子的借口。大量未成年人涉罪案件表明，家庭教育缺失、教养方式不当是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严峻的问题——正值壮年的父母为生活奔忙，对孩子缺少耐心和陪伴，怠于行使监护权，而隔代抚养人缺乏教育能力。

如何让缺位的父母或者隔代抚养人改变消极态度，学会正确带娃？

2022年，乐安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砸车窗盗窃案。一伙年轻人砸碎了一辆汽车的车窗，偷走数百元及一台高级相机，其中，犯罪嫌疑人董某只有16岁。检察官龚敏红见到董某时，发现他身上有大片文身。“虽然董某样子看起来唬人，但其实他率真单纯。文身只为引起社会青年艳羡，吸引家长的目光。他外出打工挣的钱都用来文身、抽烟、上网。他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初衷是想引起父母更多关注。”龚敏红介绍。董某说，父母把他扔给爷爷、奶奶抚养，很少主动与他联系。当他做出叛逆的行为时，爸妈才会心急火燎地打电话指责他。虽然他有学籍，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上过学了。

龚敏红打通董某父母的电话，告诉对方董某参与盗窃面临刑罚，建议他们赶紧回乡处理。“手头有活儿赶不回来，再说我们也管不了他。”董某父母满口推脱之词。检察机关对董某父母予以训诫，并发出督促监护令。督促监护令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发现监护人存在管教不严、监护缺位等问题，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受到侵害时，向监护人发出的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检察工作文书。其目的在于唤醒监护人的责任意识，促使其认真履行监护职责。

“董某父母这种情况不是孤例。家长对罪错未成年人大多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这些孩子和家长的关系都很紧张。”龚敏红介绍。最终，在检察官坚持不懈的沟通以及董某姐姐的劝说下，董某父母终于赶回家乡，与检察官见了面。董某父母认识到自身的失误，在董某出狱后，承担起教育之责，将儿子带在身边教养。

在南丰县，记者见到该县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陈婵娟。她与南丰县人民检察院合作多年，不仅对罪错少年进行心理辅导，还对家长进行家庭指导。她会特别告知家长，要注意与孩子沟通的语气，多鼓励少打击，最好不用命令的口吻说话，也尽量避免用玩手机和看电视来奖励孩子。

“给1个家长进行指导，胜过给10个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赖家明表示。2004年，赖家明发起组建永福县“呵护未来”志愿服务队，35万名师生和家长听过他的课或参与过他组织的活动。他见过不少无奈的家长以及他们濒临崩溃的子女。

“去年夏天，有个14岁的女娃娃为了见我，走了很远的山路，又换乘长途客运车，用了3个多小时终于来到检察院。她哭着说，她走得脚上起了水泡，跑了100多公里，就是为了向我吐槽。她和爷爷、奶奶生活，平时和爸爸只靠打电话联络，妈妈离婚后也不再出现。但是，爸爸和她说不了两句就教训她要听话。爷爷、奶奶也经常为小事责骂她。”赖家明说，他发现孩子手腕上有深深的刀痕，言语中也透露出厌世情绪，但家长却不以为然。“我给孩子父亲打了电话，她爸爸很惊讶地表示，他们世世代代都这样管教子女。”赖家明无奈地叹了口气。为此，赖家明专门找女孩的家长谈了心，嘱咐他们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指导他们和孩子说话时要收起脾气，拒绝谩骂。

赖家明经常和家长们谈：“‘老子说了算’是大多数家长的通病，这样的管理手段一定要改变。家长的管束如唠叨、数落、训斥、包办等方式常让孩子感到厌烦。长此以往，孩子会产生对立情绪，与家长发生摩擦和争执。孩子出现问题，多疏导少责骂，多给孩子些自由、理解，让孩子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成长。”

其实，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早已纳入相关部门的未成年人工作范畴。今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显示，有的家长对孩子的管教限于责骂、惩罚；有的家长因无力管理，对孩子放任、漠视。相关单位通过对家长监护能力动态评估、启动家庭指导工作、送达督促监护令等方式纠正家长不当教育行为，重新塑造和谐家庭关系。

今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提出各级检察机关要深入开展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推动对“问题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同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规范适用督促监护令，协同妇联、关工委等部门不断提升涉案、失管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质效。协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合力做好家庭教育指导的前后衔接，形成司法协作和社会协同的合力。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不少地方启动了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以江西省为例，全省有85个家庭教育指导站，指导督促家长正确育娃，目前该省已开设“家长课堂”3021次。根据广西的统计，2022年，全自治区检察机关联合妇联等部门建成家庭教育指导站40个，开展家庭教育法治授课210场，普法覆盖家长1.3万人次。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依托海沧区家庭教育指导站，组建由区妇联等五部门以及青少年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社区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家庭教育指导团队，落实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怎样织密家庭之外的保护网？

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显然不能解决所有的未成年人问题，依然需要依靠社会力量织密未成年人保护之网。

2017年，福建省漳州市某县发现一起恶父性侵幼女案。据了解，郑某金是小郑的养父。2014年7月某夜，郑某金将小郑叫到二楼隔层并与之发生性关系。此后至2016年12月间，郑某金多次侵害年幼的小郑，直至11岁的小郑怀孕。

该县妇联副主席朱某某同时担任春蕾安全员，她在入户走访时发现郑家的异常，及时向当地检察机关通报。郑某金很快被抓获，检察机关审查后提级管辖。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对郑某金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检察机关向小郑发放了司法救助金，并经过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顺利将小郑的监护人变更为村委会。

在这起案件中，春蕾安全员发挥了大作用。春蕾安全员是漳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妇联、民政部门创建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现在已在福建全省推行。这支队伍以村（居）妇联主席、儿童主任等为主体，目前福建全省有22156人。实践中，春蕾安全员对辖区内留守未成年人、服刑人员子女、孤儿、单亲或非原生家庭子女等困境未成年人进行摸排登记，把儿童纳入网格管理，统一进行建档观护、定期走访，实时介入并提供帮助。

“自2016年在全国首创春蕾安全员机制以来，我们坚持探索创新，聚合‘检察官+安全员’保护力量，从源头上化被动受案为主动保护；构建‘分级管护+跨部门联动’机制，变‘散打’为‘组合拳’；注重涉案儿童‘心理修复+行为矫治’，变单一办案为深层次救助。同时吸纳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壮大春蕾安全员队伍，不断扩大未成年人保护的朋友圈。”漳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沈肇瑾对记者说。

在江西省乐安县也有一张保护农村未成年人的“大网”——刘莹姐姐工作室。刘莹是乐安县人民检察院鳌溪检察室主任。2018年，她和志愿小分队撰写了《乐安县近3年涉未成年人案件调研报告》，当地检察院和妇联从中了解到志愿小分队都是由年轻且热心的小姐姐们组成，于是提出成立刘莹姐姐工作室的想法。最终在乐安县委、县政府推动下成立了刘莹姐姐工作室，逐渐形成一支30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其中不仅有检察官，还有社工、心理咨询师、家庭指导师等。

目前，乐安县的县、乡、村都设有刘莹姐姐工作室。在乐安县湖溪乡的未成年人保护站兼刘莹姐姐工作室，社工刘城拿出厚厚一摞探访记录表，这是社工每个月入户探访留守儿童的足迹。记者从探访记录表中看到，最近社工刚刚探访了12岁的杨某某。他跟随奶奶生活，告诉入户探访的社工自己喜欢踢球，但是天气热的时候就爱窝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

刘城介绍，针对个别孩子出现的厌学情绪，社工组织了特别小分队逐一上门给孩子们补课。刘城的服务对象是13岁的小蔡，小蔡的父母在外打工，奶奶带着三个孩子一起生活，无暇顾及每个孩子的学习，小蔡贪玩，功课越落越多。“我每天都去他家，先找他感兴趣的话题聊天，然后辅导他功课。坚持了一个多月，他的学习有了进步。最难得的是，小蔡改变了以往懒洋洋的生活态度，起床叠被子、饭后洗碗，生活态度变得积极了。”

距离湖溪乡未保站17公里的乐安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兼刘莹姐姐工作室是个占地1908平方米的四层楼，一层大厅内设有普法展板和互动区域，小朋友们可以戴上VR眼镜，置身于模拟的场景。这个游戏是为了让孩子们在面对各种危险场景时学会自我保护。二楼有心理咨询教室，时常开展儿童心理辅导活动，接待有困扰的未成年人。

在心理咨询教室内，53岁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彭高英正与15岁的初三学生阿强（化名）攀谈，阿强的手腕上有密密麻麻的划伤。

阿强离开后，彭高英告诉记者，这是个身世可怜的孩子。母亲还怀着孕，父亲就因意外离世，他出生后，母亲又因车祸去世，他只能跟随离异的爷爷生活。阿强性格敦厚，被同学们称为暖男。他还自学了短视频剪辑技术，可以承揽剪辑工作赚零用钱。阿强认为自己家庭贫困、缺少父母的帮衬、成绩不好，人生没有盼头，有强烈的自卑心理，非常矛盾和痛苦。“孩子有自残行为，不敢与陌生人谈话。我们已经嘱咐他爷爷，对他进行贴身陪伴，以免出现意外。我和社工轮流联系他，每天了解他的状况。我想激发他的价值感，让他知道自己有优点，以后也会被社会需要。他目前情绪还有反复，但已经比初来的时候好多了。”彭高英介绍。

彭高英从2017年开始做未成年人心理辅导工作，从2020年8月起，她与刘莹姐姐工作室开展合作。像彭高英这样的心理咨询师，乐安县刘莹姐姐工作室聘用了4位，每周每人有4小时到岗接待心理咨询的任务，还有个案跟踪、网络平台解答等工作内容。

“我上过您的课，您的脸上没有那种不耐烦的表情。我在听课之后，再也没有做过违法行为，也没有再吸毒……”这是今年5月23日，一名罪错未成年人从特殊学校寄给“呵护未来”志愿服务队创办人赖家明的信。这样的来信，赖家明收藏了厚厚的一叠，一共3000多封。一封封信笺中，有的已经陈旧黄脆，有的已经被摩挲得字迹模糊，孩子们写来的信笺记录着他们听过“呵护未来”志愿者服务队的法治课或接受过志愿者帮扶后的真实心声。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3》指出，在政策支持和政府扶持下，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儿童发展，成为我国农村儿童保护事业的有益力量补充。

今年4月，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典型案例。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检察机关、共青团组织、妇联、社工等单位或组织形成多方联动机制。例如，最高检和共青团中央在全国80个地区开展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建设期间，累计有2.6万名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投入专业服务、资源联络、组织管理等工作。其中有877人拥有心理咨询师资质，198人拥有家庭教育指导师资质，59人具有律师执业资格。

从城市到乡村，一张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治理网络已初步形成。

在记者采访的尾声，员陂小学已经进入学期末。彭贵保正在为暑假做准备，他组织教师在教室内外贴上了防溺水的宣传广告，还特别开了班会教育孩子们，“假期没有家长看护，不要下水游泳；看到有人溺水，要去喊大人，不能盲目下水救人……”

彭贵保说：“村里的娃都是散养的，缺少父母的陪伴保护，我们多提醒一句，他们就少走一点弯路，少一些风险。”

2021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将原来的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四大保护发展为六大保护，单设“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度，教职员工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平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未成年人文身治理……一项项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层出叠加。然而，未成年人保护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仍有不少难题亟待破解。

正如不久前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所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仍处于高位，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有所上升，且呈现低龄化趋势，家庭监护缺位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网络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巨大，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还存在薄弱环节。如何保护好留守村庄的“花朵”，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李婧 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