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找到的拉呱人多是上了年纪的，话题大多涉及更早的年代。夏天的夜晚，我们摇着蒲扇，直聊到月上树梢。冬天，我们守着火炉聊，直到传盘星爬上邻家楼头。

前年年初，我将长篇小说《蚂蚱》投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就收到回信。信中有编辑相当热情的评语：《蚂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鲁南地区乡村社会微观历史的再现，以今天的视角重现昨日乡村人物的精彩，有《清明上河图》的意趣，更有蒲松龄聊斋文化的况味。曾经的蚂蚱庙村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缩影，人们守着土地苦熬岁月，豪杰如流星转瞬即逝，知识阶层混沌笼统，村民卑微如草芥。在天灾人祸一轮一轮的冲击下，人性的善恶、生命的挣扎令人叹息。《蚂蚱》切开了那个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真正内核……

作品被出版社肯定，总是快乐的，况且，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我的乡村生活的一件副产品。小说出版后，周围的朋友不无惊讶地问，你什么时候写的，此前怎么一点信息没流露？我借用一首馍馍店老板的歌，开玩笑说：“拾来的麦子借来的磨，大风吹来的柴禾垛，哄着孩子做的馍——卖一个，赚一个。”此书从动笔到几次修改，前后虽然用了十年工夫，但它确实是顺手捡来的——那是自己的先人很久前遗落的。

一切都来自生活的顺变

这本书的生成，和我十多年的乡居有关。我的回乡并非故意的人设，而是一步一步“陷落”的。多年前，母亲每逢冬天都要到北京避寒，春天则要回乡下，像只候鸟。有两个农历的节气是她十多年一直遵循的迁徙日期：冬至和清明。冬至，出嫁的女儿要到娘家上坟，向曾经养育自己的父母“送寒衣”；清明的祭扫，则是给我逝去的父亲送些“钱帛”，别让他在“那边”的日子过于拮据。去京之前，回村之后，我得陪她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自然就有了耳闻目睹的乡村现实，这些现实让我心绪难平，于是促生了我的长篇报告文学《问故乡》。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问故乡》中，我不无悲情地描述了当代农民生计的艰难，环境的脏乱，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凋敝。乡亲们看了那本书，说我：“你不能光批评啊！”言外之意，你得做点建设性的事情呢。退休后不久，我母亲去世了。守丧期间，独坐荒村院落，面对夜空寒星，我想，这里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是得为故乡做点有益的事情——能力不在大小，出一份力就好。根据自身能力和局限，便生出办个书院的想法，众人皆曰可。既然办书院，就得有几间房子，有课桌，有教材，还得有个阅览室。要弄齐这些最基本的配置，也需要钱，而我的积蓄太少，不得已，就接了一些文字的活，陆续写了两本村史：《黑墩屯》和《朱陈》，还有两本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故事的《春秋故城即丘》和《乱世之花——文姜传》，后边这三本书挣了一些钱，暂解燃眉之急。后来我又接受了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中《王羲之传》的写作。因为这本书，我自己走上了书法和绘画的路，书院也得以运行。

书院很小，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图书室，有媒体称之为中国最基层也是最小的书院。那段时间里，可谓惨淡经营，筚路蓝缕，身心俱疲，幸亏家人和朋友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乡亲们也在劳作中给我很多帮助。开课的日子里，白天是忙碌的，忙得连口热饭都顾不上。但是到了夜晚，除了青灯一盏修订教材，其他时间便是无边无际的枯寂，实在无由打发，就去找乡亲们闲聊。我这年纪，长期在都市生活，和当代农村已经相当陌生，即使是出身本村本地，也很难和年轻人沟通。我能找到的拉呱人多是上了年纪的，话题大多涉及更早的年代。夏天的夜晚，我们摇着蒲扇，直聊到月上树梢。冬天，我们守着火炉聊，直到传盘星爬上邻家楼头。有一次，聊天到午夜，我沿着汪塘旁的小道踽踽而行，被一位喝醉酒的人撞飞，差点丧命。在那些翻动历史尘埃的闲聊中，我逐渐将先辈的往事连缀起来，像是久远之前的幻灯片。在那里，我看到先人们经磨历劫的过去，看到他们悲欣交集的生活，听到“三座大山”下妇女们的控诉，领略了旧时读书人的苍凉，发现了新思想萌发的社会基础，等等。我仔细咀嚼那些故事，体察当年的各色人物，感慨之余，写成文字，就有了长篇小说《蚂蚱》。现在想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如同宿命。

一段微观历史的悠远回声

小说构思之初，我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构建那个时代的文学环境，写出来像那么回事。以前虽然写过几部长篇，但所描述的大都和我个人的现实见闻相关，如今要构建未曾涉足其中的晚清民国的社会生活，只能靠想象，而想象的基础只能靠充分的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是一个让人杂色纷披的人性表演场，许多人物虽有不乏精彩的故事，但那些故事并不连贯，英雄转瞬即逝，为此，我只能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去描摹他们。《蚂蚱》刻画了几十位人物，有的人先知先觉，以不变应万变；有的人蒙昧麻木，被动接受潮流的冲击；有的人顺应趋势，随时变换角色定位；有的人抱残守缺，只能在“乡愿”梦想的破裂处遁入烟尘……他们都有自己的光芒和地位，没有几个人能占据全篇。近代中国北方农村较少大家族，也较少影响久远的人物，升斗小民很难拥有连续性的传奇，为了防止情节上的断裂和违和感，我只能依赖细节，依赖他们彼此间起承转合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勾画出来，让卑微的生活多少拥有美学上的辐射，诚如本书责任编辑所说：《蚂蚱》深受《聊斋志异》的影响。

原生人物都是复杂的，多面的，很难用非黑即白的方法处理。农业社会的衰落，生产方式的老旧，新思想的萌芽，传统思维与新时代的碰撞，体现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纷繁迷乱，难说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当年的农民，因其在经济、身份、婚姻、家风、教育、技能诸方面的不同，表现出大相径庭的人生轨迹。他们质朴，但也粗粝；他们善良，但也愚昧；他们向往美好，但命运多舛；有些人看上去生性顽劣，其实多半是社会的责任；许多人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做过努力，但田园牧歌始终只是一种幻象。不论是谁，他们在不同阶段都展示出生命固有的能量。生活本身虽然精彩，但若以浮光掠影的文字去描述，则会流于自然主义。我不甘心止步于历史故事的简单书写，尝试以几近魔幻的方式对既存素材加以升华，让“蚂蚱”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我试图用“蚂蚱”这一意象让一段微观历史借助文学发出悠远的回声。

书一出版，就引起广泛注意。有评论家认为，小说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对民国时期乡村生活题材的描述（如民国初年的乡村集市，如乡村绅士的行止名状，如殷云舒的走婚，瘸造杀人等），所构建的意象在当代同类作品中独具一格（如乡村社戏，如庙宇的存亡，如神灵的地位等）。作品中那些陌生的人物给中国的文学长廊增添了新的形象（如抹斗手谢芳春，如约地贾三福，如底层知识分子赵琪，如个性张扬的宋氏，如小短辫的人生箴言，兵痞扈永等）。这些肯定让我感到欣慰。

王兆军（左）和老乡聊天。

在写作中，最让我感慨的是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女性。为了争取婚姻自由而大声疾呼的宋氏，最终死于贫困，尸体横躺在茅房的冰雪之中。王姑娘爱上艺人解信德，爹娘甚至连一件棉袄都要从女儿身上扒下来！谢殿章的妻子本有自己的意中人，被迫嫁人后，因拒绝同床，竟被男人当众暴虐。书中另一个女性殷云舒的命运，更加令人唏嘘。她嫁给了一个性无能且智障的男子，当众被羞辱后离家出走。但无路可去，在旧伦理的绳捆索绑中，她像一个被剥夺了所有幸福的佣人，每天奔走于娘家和婆家之间的荒野上，看不见一线光明。众人将这位美丽女子的悲辛当作风景，却无人体会当事人心中汹涌的苦水。为了将这个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描述出来，我有意采用了从容平静的笔调，细致而简约地书写当事人内心巨大的隐忍和极度的克制，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给这位冰清玉洁的女神以充分的尊敬，质朴内敛的文字更能形成阅读的冲击力。

沉下心来想想，这里发生的一切苦难，都来自这片土地，被腐朽文化毒化的、被剥削制度抽干营养的、粗陋而贫瘠的土地！这样的文化环境，这样低质的生活方式，只能生长这样的族群。巴金先生说过：深究这个族群的思想，这里的人们配得上他们所遭受的所有苦难。蚂蚱既是害人的精灵，同时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二者互为因果。蚂蚱庙的芸芸众生之所以还能生生不息，依赖的就是生命本身的欲望、能量和毅力，而这正是旧制度所忽视的。正是这样的文化土壤，培育出各色各样的与之呼应的人物。贾三福的左右逢源，赵建章的呼风唤雨，大练长的颟顸短视，谢芳春的暧昧优柔，胡寡妇的残暴凶狠，扈淑廉的粗陋好赌，林宗申的两面为人，念过孔孟程朱的读书人迂腐猥琐，只有赵琪和解信德算是坚持了自我的人。前者相信“不识时务者方为俊杰”，成为拒绝与潮流合作的孤勇者，后者则以说唱的形式保留了嘲讽和调侃的权利。蚂蚱庙其实就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切片，如果说小说具有某种现代性，那就是这部作品所蕴涵的对于旧文化的批判精神。

乡野生活对于文学的意义

我喜欢和农村人交往，我的写作素材来自乡野阡陌之间。故事，人物，方言，甚至于我的创作情感，多半生发于乡野之间。我知道他们关心什么，他们也从我眼里看到了平等与友善。我曾自问，为什么对他们感到亲近？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生于乡村长于草野，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较熟悉。乡下人在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社会关系，思维路径诸多方面，我都知道一些，在那里容易找到归宿感。就连我的焦墨画，也带着浓厚的草野之气。

我并不特别喜欢底层，不仅不喜欢，还曾努力挣扎着摆脱出来。但是，秉持良心、不舍天性、幼稚天真的文学——这个化妆成美女的精灵——她喜欢，喜欢那里富有色彩的生活，喜欢那些鲜活独特的生命。底层是文学赖以生根开花的土壤，是文学纵横驰骋的山野，是文学想象的无垠天空。我爱文学，自愿以身相许，于是对其就有了超越自然主义的情感。因为这种情感，便想着去描述她，赞美她，既为她说好话，也自以为是地提及缺陷与恶习。底层并不都是美好，狭隘、愚昧、龌龊，比比皆是，虽然也能理解，到底难免痛心疾首。虽然种种，但我依然爱着这个容易被人忘记和鄙视的所谓底层。底层是文学的主食，不吃主食的人是不够健康的。他们不仅是社会的根基，也是文学的根基，没有对他们社会的充分认知，光靠几个上了彩釉的花盘，文学将是苍白的，文弱的，甚至是腐朽的。

底层社会拥有丰富的细节，而细节是小说的基本语言，这就让它有了更好的文学意义。《蚂蚱》描述的那个时代，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土地，牲畜，农具，每一粒粮食对他们都很重要，必得全力捍卫。那时的教育，除了识字，其他指导性目标都较弱，人的个性较少受教科书的影响。他们喜怒于形，不藏着掖着，听起来粗鲁而直接，但那就是底层语言的逻辑和质地。底层社会更多波希米亚风格，朴素，生动，原汁原味，新鲜而别致。这正是文学钟情的。

有人说，关心底层是一个作家的良心所在。这个话题，我其实说不清。是因为底层是大多数吗？好像不是。文学不像商品那样努力追求市场份额，所以没有理由非得关心不可。是因为在底层能够得到更多尊重吗？也不是。他们并不看重作家，他们看重的是能帮他们过上好日子的人。与文化人相比，他们更看重权力和金钱，看重互助和情谊，而非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底层人羡慕的其实是中层。如果攀比不上，就只能在同类中寻找微弱的差别以求慰藉，尽管是“席上滚到地上”，也有“仨钱不认俩钱的”现象。往人性深处探究文学，似乎可以这么说：底层是弱者，正常人有一种扶助弱者的善意，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性。作家眷顾底层，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我出身这个群体，但我清楚知道自己已不是这里的土著。和乡村大多数人相较，我的生活是不典型的，所以没有代表性。真正的深入，是从事底层某种职业，泥里水里，摸爬滚打，尝尽酸甜苦辣，看遍人情炎凉，然后才能写出真正属于底层的作品。如果狄更斯没当过伦敦的报童，《雾都孤儿》很难写得那么好。如果曹雪芹没经过“烈火烹油”到“眼看着你楼塌了”，纵有万种风情，也写不出红楼真相。“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破灶烧湿苇”“死灰吹不起”，非亲身经过那种生活，写不出那样的作品。

近二十年，我虽然住在乡村，毕竟不是农民，情感上和他们还是隔了一层皮。对于我，这里也有保持距离的好处。子夏说，虽小道，亦有可观之处，致远恐泥。我自知不能完全深入进去，也没有胆量和能力和底层打成一片，最好的姿态就是做一个旁观者。所以说创作小说，不单是因为身临其境或切身感受，更主要的是因为认知上的一点优势。

我基本属于传统价值观下的写作，同时又在当代文学观念中挣扎，一旦深入人性，便觉得山谷幽深，野兽凶猛。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文学所秉承的平民意识和正义感。正义感的本质是善和爱，是权利的平等和对个体的尊重。城市文明是我的启蒙老师，让我有了认识乡村生活的一点优势，同时也促成了个人心路的反省。从这个意义上说，《蚂蚱》并非白捡，它是故乡特意为我准备的礼物，也是我对那片土地的回馈。

作者：王兆军

作者简介

王兆军，1947年出生于山东临沂，曾任《报告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国新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有长篇小说“乡下人三部曲”《白蜡烛》《青桐树》《红地毯》；散文集《皱纹里的声音》；长篇纪实文学《问故乡》及随笔集数部。作品《拂晓前的葬礼》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原野在呼唤》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把兄弟》获《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华语小说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