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益阳到上海

就像许多五四新文学作家是从乡村到城市开启他们的人生和文学之路，周立波也同样跟随他们的足迹。1928年，周立波跟着族叔周扬来到上海。那一年周立波20岁，刚结婚不久，中学没毕业就在益阳老家当小学教师。这是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显然周立波不满足他父亲给他安排的看上去安稳的生活。据说父亲反对他离家，他是靠岳父卖了猪才凑足了盘缠。但他在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现代的城市过得并不顺。上海表面的灯红酒绿掩盖不了背后的肮脏和底层的困苦，几个益阳老乡挤在亭子间里的贫困生活很容易激发他对社会的批判，他的思想开始左倾，并参加社会活动。这让他被学校开除，后来还因此坐牢两年。但两年的监狱生活并没让他颓丧，反而更加确立了他的信仰。多年后在延安，他写了一组后来总命名为《铁门里》的短篇小说来回顾监狱生活，纪念自己革命生涯的开始。

小说中的狱友“小柳”，这个才21岁却已三进监狱的年轻人，是周立波精神上的影响者。周立波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使他度过这样多的艰难的日子，使他从来不软弱”，他对周立波最大的精神影响就是“从容和坚定”“好生保养我们的身体，好再出去斗争”。后来，“小柳”死了，但他最后的遗言——“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献出自己的一切是最愉快的事”，却从监狱的一个牢房传到另一个牢房，也从一些心灵传播到另一些心灵。1934年，周立波从监狱出来，回了益阳老家，没几个月，就又回到上海。正像“小柳”所说的“再出去斗争”，他像是浴火重生，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周立波在这一阶段写的散文中，“光明”是常出现的意象，它代表了遥远的“斯拉夫”的“飞跃精神”，而在“有时窒息，有时抑郁”的日子里，“光明”是能鼓起“活下去”的勇气的。

从1928年到1937年，整整十年，周立波的青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不同于五四新文化那一代青年更多受到个人解放的感召，周立波这一代，除了个人解放，更感受到民族的危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5年“一二九运动”，都不能不使周立波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之中。很少写诗的他在1936年写下了一首《饮马长城窟》，他想像着不屈战士抗战的宣誓。长城上“耀目的”“翻展在金色的阳光里”的旗帜，“外面是/‘还我江山’！/里面是/‘不为奴隶’！”

《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发现中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立波等人从南京到达西安，准备去延安。不过周立波和舒群接到任务，要作为翻译陪同史沫特莱到山西八路军前线采访。紧接着，周立波又陪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卡尔逊上尉采访晋察冀边区。这两次实地采访，从10月到次年2月，历时近5个月，几乎走遍了晋察冀。采访结束后，周立波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这一次行程对周立波认识现实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说，此前周立波从益阳乡村来到都市上海寻求别样的人生，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乡村的“脱嵌”。那么，从上海到晋察冀，接触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就是重建个人与土地关系的“复嵌”过程。尽管在上海，周立波的文章里也会写到底层的“粗而有力”“简单而又坚定”，但那更多是基于文学的想象。如果说1936年《饮马长城窟》中“还我江山”的旗帜还是想象中的画面，那么，当周立波由西向东，战火中横穿太行山脉，在娘子关前的一个普通的敌后村庄的墙上，突然看到真实的四个雄壮巨大的字“还我河山”的时候，他是“再也忍不住落泪”了。

这趟行程，周立波感受最深的，就是人民的力量。他写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田守尧，“田还没有结婚，爱人也似乎没有。战斗就是他的私生活。有这样的人们：抛弃了自己的家，绝弃了一切私自的享乐，把青春的精力和热情通通献与了战斗，一切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他写普通的马夫，“他是晋东皋落的农民，战争把他送上前线，打过几次大战，打过几次游击。他参加了夜袭平汉路敌人军车的战斗，用他的一向只知道扶犁的手，掷了几个手榴弹，打死几个凶猛的敌人。这一次以后，他对于战斗感到了兴趣。像他这样一个被生活压得满身褴褛，只知道服从和忍受的穷苦的农民，忽然得到机会，抬起头来，变成了复仇的战士，这的确是一种幸福的遭遇，使他感到兴趣，并非无谓的。”他写从太原来的“师生游击队”，写“自卫队”，“现在，华北的农民是真正的起来了。在这次旅行以前两个月，我到过晋北。那时候，农民们只是为了穷困而忧郁，他们是垂着头的命运的奴隶……现在，他们不再是命运的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他写日寇占领区普通的老太太，“老年中国人的热情，不大有喧嚣的表示，总是含在微笑的眼睛里，或是简单而又温暖的语言里。从这个老太婆的眼睛和招呼中，我们可以觉察她对于祖国的兵马，有无穷的热烈的情意。谁说河北的人心完了呢？井陉县城已经被占快半年，但这村妪的心，还是中华民族的。”

这趟行程，对周立波自己也是身体和精神的淬炼过程。在给周扬的信中，他这么写：“一个多月的生活，使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们从五台出发南下，步行了三分之一的山西，经过了十几个县的地域，每天走五六十里、八九十里不等。学会了骑马，也学会了跑路，晚上也能摸着走夜路。每天都是四点钟左右起来，每天都到一个新地方。这种行军在当时是有点苦，现在想起来，真正是有味，新鲜的印象，常变的观感。朱德先生说，走得惯了，停一天不走，就不舒服。这是真的。我现在就想马上回到前方去，去听那清晨和深夜的军号，去冒那冷得入骨的风雪”“我打算打游击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怯惧。我要无挂无碍的生死于华北。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

《讲话》之后，战士与作家的结合

1939年周立波从桂林来到延安，他是兴奋的。周扬对他说，立波啊，我们终于找到自己的领袖了。周立波像一个“早晨的歌者”歌唱着自己的希望：永远要像战士一样“美丽和真诚”“刚强和反叛”。他的妻子林蓝用“战士与作家”来概括周立波，是准确的。我们已经看到战士的成长，也看到作家的热情，但是，如何将二者合二为一，将“战士与作家”变成“战士作家”，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文艺的道路却并不容易。这是周立波和他同时代的革命作家面临的问题。周立波在延安鲁艺教“名著选读”，是要从那些伟大的文学传统中寻找革命文艺真正的道路，而他这时期创作的《铁门里》和《牛》，也是一种实践探索。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的“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就是要解决革命文艺的道路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讲话》并非只是政党领袖对革命文艺的要求，同样也是革命作家自觉努力的探索。而《讲话》所号召的作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样也是追求“革命”与“文艺”相结合的作家想要自觉成为“战士作家”的唯一道路。

周立波深受《讲话》影响，也服膺《讲话》所指明的道路。他检讨自己虽然也到过前方，也到过乡下，但并没有写出好作品，是因为“做客”心态。“在延安的乡下，我也住过一个多月，但是我是在那里写我过去的东西，不接近农民，不注意环境……因此回到学校来，有人要我写乡下的时候，我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

1944年，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南下，周立波主动要求参加这次南征，在司令部秘书处任秘书，长久以来他对战斗生活的渴望终于实现了。部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沿汾河南下，再南渡黄河进入河南、湖北、湖南，最后到达岭南再回师北上，历时近一年，行程一万五千里。历经艰难困苦，周立波“用两只脚徒步走完七个省的战场”，留下一本《南行记》，“而南下途中的闻见，比在这里反映的，丰富百十倍……但愿将来能够用另外一种体裁去追怀那一段生活。”事实上，这个愿望一直到周立波晚年才得到部分的实现，那就是写于1978年的短篇小说《湘江一夜》，算是完成战士作家的最后夙愿。

《暴风骤雨》：政治热情的投射

周立波于1948年创作的反映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小说充分展现了几千年来最底层受尽压榨和屈辱的农民，在觉醒后为解放自己爆发出的巨大的能量。就像小说里所写的，“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地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10年前周立波在诗歌《饮马长城窟》中所呼唤的“不为奴隶”，今天终于成为现实。

周立波是带着政治热情来写《暴风骤雨》的，而这种热情的产生，正是由于他不再是以“做客”的态度去观察生活，而是投入巨大的热情直接参与到土地改革中，其间甚至都没想到个人的创作问题。而要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就必须在生活上和情感上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要和他们一块居住，一起工作。”在吃的方面，一天三顿都吃苞米碴子，穿的方面，连皮鞋也不敢穿。因为农民看见你生活简朴，就会觉得是自己人，就愿意和你接近。慢慢地，“就愿意和我们谈苦难的经历和心里的秘密……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斗争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汉奸、恶霸和地主了。”

不过，虽然《暴风骤雨》以其充沛的政治热情获得众多的称赞，但评论也指出作家对现实复杂关系的处理稍显不足和简单，比如肖队长被刻画得过于神明，赵玉林则“似乎发展得太快”，缺少“曲折”。周立波自己则将之归纳为“气质”不够，所谓“气质”，就是“你要表现的群众的思想感情，在你自己心里的潮涌和泛滥”“一个创作要有说服力（感染力），要感情饱满，要使读者跟着你的笔尖一同跳动和悲喜，你的心，你的感情，就得首先跳动和悲喜。要写农民的悲喜，你自己的思想情绪就得和农民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换句话说，要有农民的气质”。这说的是主体和写作对象相互交融，主体的情感需要对象化，需要把它转化为农民自己的情感，而不是热情单向的投射。

《山乡巨变》：在故乡找到自己

1954年周立波回到家乡益阳，1955年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先后在桃花仑的主山湾和瓦窑村，以及邓石桥的清溪村居住，参加这里乡党委的建社工作。1956年开始创作《山乡巨变》，1958年正式出版。

周立波1928年离开家乡到上海，然后从上海的亭子间来到晋察冀战场和延安，通过《讲话》，通过下乡，不断重新认识中国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这才有了《暴风骤雨》。不过，作品中的人物，乃至东北方言的运用，都有刻意描摹的痕迹。它们还没有和整个作品完全融为一体。而在《山乡巨变》中，这种违和感就会少很多。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回乡”状态。在外漂泊多年的周立波，有时也会在诗文中忆及故乡，要么是孩童时期记忆中的溪流和茶子花，要么是家乡的困苦和凋敝。但现在不一样，一方面是故乡的山水依旧，另一方面故乡不是原来的故乡，人和事、精神面貌在新社会都有了变化。而周立波自身的变化更大。正是在这变与不变之间，周立波与故乡重新建立了身体和精神的连结。这种连结不但有故乡的童年记忆，更有共同的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努力。也因此，我们会看到《山乡巨变》虽然也是表现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但却呈现出与《暴风骤雨》完全不一样的抒情的美学风格。在《山乡巨变》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和故乡的土地、人民之间水乳交融的精神状态。

《山乡巨变》虽然是写合作化的故事，但更着重于写人物。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亭面糊”了，小说里他第一个出场，几乎算是周立波最熟悉的人物。周立波下乡就和他住在一起，“那一年里，我们天天在一起，闲谈的时候非常多。他每天劳动回来，总是显出气势汹汹的样子，骂小孩，骂鸡又骂猪。其实，他的心地倒是善良的。他又和我谈起他的旧社会里想要发财的故事，以及他抬新轿的轶事。他说，因为他和老婆是原配，娶亲的人家，非常高兴请他抬轿子。他还谈了许许多多关于他自己和他的亲戚的逸事。这些琐谈，如果不是人很熟，又长年相处，是不会有的。”将这个有点糊涂又善良的人物放在开篇出场，奠定了全书幽默谐趣、舒缓轻松的叙述基调和散文风格。

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周立波对“亭面糊”的喜爱，不但“亭面糊”，其他人物，像“婆婆子”李月辉、刘雨生、陈大春、盛淑君、盛清明、陈先晋、盛佳秀……哪一个不是饱含着作家的柔情呢？这些人、事汇集起来，体现的就是作家对于故乡和新生活的热爱和喜悦了。只不过，作家没有让自己的爱意泛滥于笔端，而是对象化到人物言行举止，用白描的手段，将它们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罢了。在故乡，周立波终于找到描写故乡的形式。

1928年周立波离开家乡，1954年重回，历经26年，像是完成一个轮回。最终他在离开的地方，找到了自己。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萨支山

周立波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