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9日，山西农民报社全体采编人员一行20余人，住进了长治市屯留区小南村的农家院。次日清晨5点多钟，公鸡叫响“起床号”。夏日，村民们通常要趁着天气凉快早早下地，记者们也纷纷起床，按照之前分成的小组，去往周围4个乡镇、街道的8个村子。

这天，记者们蹲地头、进大棚、入农户、访民情，直到晚上8点多钟，现场采访还在持续。动作快的，已在报社的多个新媒体平台发出文字、图片和视频报道。7月23日，《山西农民报》推出16个整版“住村采访特刊——走进屯留看振兴”，多角度、立体化报道了屯留区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报道有力度，文字有温度。屯留区委有关负责人说：“你们这批记者的稿件是直接从农民群众那里挖出来的，是亲手从土疙瘩里刨出来的，有说服力、感染力。”

涉农媒体记者下基层采访，交通线路长、采访难度大，他们就是离土地最近的媒体人。而山西农民报的负责人认为“这还不够”，住到村子里去，住到农民家里去，住热炕头、吃农家饭、干干农活，会有不同的情感融入，会写出不一样的作品，会掂量出媒体人的责任。

住到村里去

走进贺星龙家门时，他正在吃午饭。赶巧手机响了：“星龙，我肚子痛，很难受，你过来给看看。”打电话的是太古镇云上村村民冯还贵，73岁的老冯是贺星龙记挂在心上的“老病号”。

放下碗筷，穿上蓝夹克，挎起行医包，贺星龙大步流星走向“行医车”，米厚民他们顾不上寒暄，一同踏上了出诊之路。

山路崎岖。到下午两点半，掀开冯还贵家的门帘时，老冯正倚靠在床沿上。看到贺星龙来了，他紧蹙的眉头稍见松弛。贺星龙仔细诊断后说：肠胃发炎。

诊断、开药、治疗，贺星龙成了守护乡亲们健康的一道防线。他服务着周边20多个村子的3000多名村民，大多是上了年纪、出门不便的老人。每家每户住在什么地方、哪条路途最好走，他都一清二楚。新冠疫情肆虐的日子，贺星龙及时挽救过十多个老人的生命。

这天下午，记者跟随贺星龙巡诊，为5名患者送医送药，一直穿梭于山岭沟壑间。路途中交谈聊天，双眼“抓拍”的一幕幕场景，更是感动着记者。日落时分回到村卫生室，记者开始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鲜活的新闻稿《随乡村医生贺星龙出诊》。

对于米厚民、柳飞来说，如此高效、接地气的采访活动，不过是山西农民报多年来寻常的一次“下基层”。

时间拉回到2016年，党中央号召部署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任务较重的山西省，“五级书记”抓扶贫，各级党政部门领导下基层，东西互助、企业帮扶、“驻村工作队”全覆盖。

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各级政府的工作主线，就是媒体报道的主题；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宏大叙事与乡村故事，更是涉农媒体的“责任田”。媒体记者能不能驻村呢？

山西农民报社时任领导班子成员王涛、米厚民、刘桂梅等坐下来合计：报社人手紧、宣传报道任务也重，长期驻村不行，但是短期的住上一两天是可以的。扑下身子，到脱贫攻坚战的前沿一线去，真正沾上土气、接足地气、夯实底气，才是媒体记者的坐标定位。

报社全体编采人员达成集体约定：“住村采访”，向边远乡村进发，向贫困地区进发。有一个“硬性要求”，编辑记者住村采访离开时，一定要给农民缴伙食费，一定要体现“农报属农”的属性和“敬农爱农”的素养。

还有一些“原则上”的规定：

原则上，住进贫困县的贫困村，像“驻村工作队”一样；

原则上，住村集中在6-8月份，天热才是考验，关键是在夏收与秋收之间这个时段，便于把握全年农情进展与乡村发展现状；

原则上，记者当然要写稿，鼓励写日记、做深度报道或调研报告；

原则上，伙食费100元不少、200元不多，如果农民拒收，就买上一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

原则上，有一种采访叫“住村”，是一种嵌入式、植入式、浸入式采访。把镜头对准百姓，把版面留给农民，坚信最好的故事永远在脚下，坚信接地气的报道才有温度。

《山西农民报》副总编刘桂梅说，住村采访以来，报社每年确立一个采访主题，记者“沉下去、蹲到村”之前，要事先吃透相关政策精神，明确需要采访的“清单”。

九年间续航初心，深入山庄窝铺、农家院落，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山西农民报的编辑记者先后走访了山西右玉、兴县、安泽、沁源、岚县、左权、武乡、云州区等59个县市区的101个村庄，集体或分头住村采访累计天数超过240天，行程超8万公里，采写了大量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好作品。除主题采访之外，还发现了大量沉睡在乡村的好线索，意外抓到大量“活鱼”。

山西农民报的编辑记者们见证了全省5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993个贫困村步入小康队列，记录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乡村巨变。

土炕、小米粥、四合院

2017年6月，记者杨晓青来到柳林县吴村采访。夏季的山乡，生机勃发，石头缝里开满了小花。就像日常晚餐后去公园散步一样，杨晓青与驻村第一书记行走在村头乡野，聊着吴村的前世今生与未来走向。她也了解到，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每年有350多天扎在村子里。

杨晓青深有感触，只有住下来，才有心思、有功夫去细心品味思考，“乡村干部、驻村干部就像是石缝里的小花，守护陪伴着乡村土地与父老乡亲。他们扑下身子开拓新产业，为贫困山村铺开新路径。我们记者，应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记者下基层，不仅仅是采写新闻稿件。如果你自带有诗情诗意，满眼都是诗和远方；如果你有一颗海绵心、探索欲，处处可以收获鲜花与果实。

2016年6月，记者张美丽在阳高县大泉山村采访，晚上和74岁的贫困户郇桂英老人同住一条土炕上，听老人拉家常：郇桂英一生命运多舛，老伴钱巨因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儿媳妇因病去世，欠下十几万元的外债；二孙女罹患先天性心脏病，12岁时不幸在她怀里离开人世……郇桂英坚强地撑起这个家，在当地扶贫干部帮助下开起农家乐，当上了村里的保洁员。讲到动情处，张美丽陪着老人一起哗哗掉眼泪。

结合白天在村子里的采访，张美丽在思考：长期贫困有诸多原因，而老百姓挣脱贫困的强烈愿望、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使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脱贫攻坚战真的是一场硬仗，既要加大“输血”渠道，也要增强“造血”功能。

事后，郇桂英对人说：“这报社记者坐在咱家的土炕上，又讲政策又交心，不像是城里人，像咱自家闺女。”自此二人结缘，彼此牵挂，时常电话问候。

2023年12月6日，张美丽第三次来到大泉山村，已经81岁的郇桂英喜出望外，拉住她的手不愿松开：“闺女，现在日子好哦，给你算算我家今年的收入账……”

临走时，张美丽掏出200元钱，硬塞给了郇桂英的老伴钱巨。钱巨将一个大红苹果摁在张美丽手心：“闺女，路上解渴吃。有空就来家住上几天。”

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记者裴彦妹说：“这些年的住村采访，现在回头看，当时怎样爬山过坎、辛苦疲惫，都化作了成长路上盛开的鲜花、收获的果实。”

2016年，裴彦妹第一次住村采访是在岢岚县坪后沟村。她本想住在采访对象家里，可采访对象全家5口人，只有一张土炕，只好住到村委会。2018年，她到平顺县井底村采访，住在了老乡家里，单人床的大房间，老乡给做的早餐，粘稠的小米粥，加上土豆丝、咸菜丝、肉丝。2023年，去临县看乡村振兴，又住在老乡家里，这次住的是别墅一样的四合院。

几年下来，职业新闻人的成长过程，伴随着贫困乡村的蜕变历程。记者赵跃华深有感触地说：“涉浅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真正是对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考验。”青年记者史晶雯说：“每一次住村自己都有不同收获，走基层的新闻自带温度。”九年来，通过住村采访这种独特的方式“墩苗”“练苗”“壮苗”，先后有10余位年轻编辑记者在省内外多项新闻评比中获奖。

山西农民报原任社长王涛总结：“住村采访，让我们读懂活生生的乡土中国，让我们培养起与普通百姓的朴素情感，也提升了我们的人员素质与新闻品质。”

今年起，山西农民报“原则上”不再要求记者住村。曾经的贫困地区，如今无论是交通条件还是农民家的生活条件都已大大改善，已经达不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住村效果。但是多数记者还是主动住村采访，作风已经养成，风气已然形成。

“农民朋友圈”

全长713公里的古老汾河，作为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横贯大半个山西省。汾河两岸，黄河东岸，曾经的皇天后土，作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重要立足立基之地，盛产小麦、土豆、小米、大麦、高粱等旱地作物，山西省五谷丰盛，是个农业大省、“土特产”大省。然而，长期对外输出资源，加之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山西向农业强省迈进，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在山西省考察期间来到大同市云州区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步入田间，察看黄花长势，希望当地干部群众把黄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知名品牌，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

2021年7月，正是黄花收获时节，山西农民报社编辑记者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来到吉家庄，集体住村采访、体验摘花作业。

摘黄花，要抓住天亮前那一个时辰，花朵清香带露、鲜嫩得很，天一亮，它就会耷拉下脑袋。那天凌晨3点半，头顶星星、脚踏露水、肩背箩筐，山西农民报的记者们便跟随农民一起下地了。夜色中蚊虫飞舞，直往人身上扑，看看周围辛勤劳作的农民，大家没有叫苦，一直干到天亮。

收工后，记者展开现场采访，有人用短视频记录黄花采收、装运的全过程，及时线上传播，也有记者将自己刚刚采摘的黄花买走。《山西农民报》随后推出16个版的住村特刊，对云州区黄花产业和小康建设成就进行了全方位报道。

黄花种植在大同有600多年历史，是当地主导产业。近年来，在龙头企业、合作社的引领下，黄花产量品质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有保障，带动农户人均增收5000多元。山西农民报社动用全媒体工具，利用报社组织的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大力宣传推介，助推“小黄花”成为“大产业”。

人心换人心，没有弯弯绕。九年的住村采访，让山西农民报的编辑记者们交了一大群农民朋友，每个人都有“农民朋友圈”。基层党员干部亲切地称呼《山西农民报》为“咱报”。

“朋友圈”里，传扬着许多故事趣闻——

2017年7月，记者何彩仙、柴俊杰等结束住村离开平顺县时，房东坚持不收伙食费，他们购买了1000多元的土蜂蜜、核桃等农副产品扛回来。

2018年8月，记者白慧磊在永和县阁底村住村，凌晨5点钟去大棚和农民一起摘香菇，又与村支书张风林一同赶往30公里外的县城早市上叫卖。他发挥记者能说会道的优势，一个小时售罄。

2019年3月，米厚民自带行李到古交市刘庄村住村，一连五天都在农民刘米焕家吃派饭，临走时主动支付700多元的伙食费。回到报社后，他又在报纸和新媒体平台帮助村里刊登种苗信息，联系电商网上销售。

记者刘雅连续六年在左权县住村，熟悉她的当地干部群众到太原办事，经常到她家里坐一坐，有事会找她商量帮忙，同事们打趣“刘雅的家，成了左权驻太原办事处”。

把农村作为编辑部的“责任田”，把农民拉进“朋友圈”，报社建立了庞大的“农村库”“农家链”“农民网”，与农民交上真情，攀上了“亲戚”，为做好新闻报道见到真人、听到真话、访到真事夯基固本、积势蓄能。

山西农民报在服务基层、开门办报路径上不断走深走实，组建了乡村振兴专家团，开办“乡村振兴大讲堂”，倾力打造“乡村振兴地头云端融”，全力推行面对面服务、专业化服务、菜单式服务，精准为群众送科技、送信息。

米厚民说：“我们用自己微博之力助力‘三农’，赢得了基层群众的信任。”而来自基层的信任支持，正是“三农”媒体人的力量源泉。

写作就像种田，得接地气

涉农媒体记者的每一次采访活动，都是下基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了解社情民意，下基层现场办公。

“小人物，接地气，暖新闻，正能量”，是山西农民报的办报宗旨与报道定位。王涛说，一张涉农党报的最大优势是宣传主阵地，是社会公信力，是乡村认可度。山西农民报从政治高度、专业深度、新闻锐度、民本温度上，追求新闻与媒体人价值；从吃透上情、悟深农情、厚植情怀上，培养记者队伍。

住村采访，只是山西农民报深度践行“四力”的实践之一，现已结出累累硕果。相继推出“走近贫困村”“向第一书记致敬”“易地扶贫搬迁”“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进云州看小康”“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乡村行、看振兴”等主题的一批住村采访特刊，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以小故事反映大成就，以小视角展现大情怀，真实记录了山西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山西省委宣传部印发的《新闻阅评》介绍该报住村采访的做法：“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走出了一条新闻团队践行‘四力’的好路子。”“一个人甚至两三个人蹲点采访经常见，但一个团队社长总编带头蹲点采访不多见；一家报社搞一次轰轰烈烈的下乡采访活动经常见，但像《山西农民报》这样扎扎实实住村采访没见过。”

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负责人认为，“三农”媒体要体现“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的价值观，山西农民报做到了。既保持了传统媒体的优良作风，又是新时代服务基层的积极探索，在全国农民报系统树立了标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以《每名记者都有个“农民朋友圈”》为题，总结报道山西农民报的住村采访：“吃农家饭，干农家活，吃得农民的苦，写出来的才不是一串串成绩数字，而是农民生活变化之后的真切精气神。”“带着问题，长于思考，透视更远更深，使践行‘四力’不仅是一门记者必修课，更能发挥出为基层解难、为百姓去忧的价值。”

与时俱进记录伟大时代，开门办报践行担当使命。近年来山西农民报在变中求新、求进、求突破，积极主动挺进媒体融合主战场，建成“一个中心、三个平台、五个新媒体公众号”的融媒体传播矩阵，形成一套“平台+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发展模式。

2023年6月15日，山西农民报“乡村振兴地头云端融项目”成功获评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第三届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这也是山西省第一家入选的创新案例。

山西农民报受人称道的新闻实践并非个案。从脱贫攻坚战步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全国“三农”主流媒体胸怀大局大势，守初心、担使命、走基层、察农情，在领悟思想伟力中打开“三农”舆论宣传新天地，当好新时代“三农”的传播者、记录者、推动者、守望者，书写出大量有筋骨、有温度、有内涵的新闻作品。

脚行万里眼自开，思如大江笔如锋。“好新闻是跑出来的”“好新闻永远在基层”“好记者都是铁脚板”。把农民报人的情怀深深扎根土地，山西农民报的“住村采访”还在持续。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余向东 山西农民报记者 金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