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学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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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村为方法”，从乡村发现中国，不仅是学术生产方式上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现实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寻找道路的过程。
从“学失，求诸洋”到“学失，求诸野”。2022年那个炎热的8月里，“乡村访问学者计划”在福建省屏南县四坪村低调又热烈地启动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作为计划的首位学者很是激动，认为这开启了一扇大门，给高校学者们一个扎根实践，向新方向求学问的机会。
第二年，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作为第二批乡村访问学者，发出“好在，地球是圆的”这一感慨。因为早在十多年前，在理论层面，她深感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又在个人层面，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学者，看到自己家乡的衰败，为自己的学术离乡村越来越远而感到惭愧不安。因此，她的学术旅途，从出国留学、面向西方，“走着走着，我就面对东方、面对祖国、面对乡土了”。
几年下来，“乡村访问学者计划”不断吸引着人文社科界各类学科的学者加入。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狄金华教授作为最近一批参与该计划的学者，回想起2004年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做志愿者的情景时说：“当年我们受刘健芝、何慧丽等老师感召，20年过去，我们活成了当年老师的样子。”他想通过跨学科、开放式的田野工作，让学生看到什么是学问、如何做学问。
几十年来，高校都会用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的方式让一些学者到国外或者国内顶尖高校进修、研究。但是近些年，一方面一些学者感到学术生产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乡村也需要学术的引领与回馈。在双向需求中，由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首创并牵头，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福建农林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海口经济学院雅和设计工程学院、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河阳乡村研究院、大寨乡村振兴研究院、弘农书院、麦昆塔未来乡村研究院九家机构共同发起了全国首个“乡村访问学者计划”，吸引顶尖的人文社科界学者们进行在地化和回嵌乡土的反向流动。
可以说，学者到乡村访学，是学术界关于西方与中国、中国与乡村、理论和实践、老师和学生等关系的一个新的打开方式，是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动实践。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2004年，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对下乡实践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这样说。
在钱理群的梳理中，“五四”的先驱者、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个世纪以来前赴后继地到农村去。
在这个脉络里，“乡村访问学者”是中国知识分子回嵌乡土百年传统的延续。但是，这个延续之前，有着需要反思的断裂。
这种断裂，不仅是知识分子和乡村之间的断裂，还有学界在知识上的断裂——除了赵月枝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还有学术生产上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地脱离现实的空转。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张谦说，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学者会把西方的一些理论、概念搬过来，用这套话语来解释我们的现实，结果发现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他打了一个比方，就是“明明没有得这种病，却要去吃那个药”。
这种断裂还表现在对于乡村本身的认识上，存在因陌生化、他者化造成的知识上的落后。比如，周立批判了一些到乡村的“面试式调研”，“带着剪刀去”而不是“带着耳朵去”，看似回到乡村、研究农村了，却只是从自己预设的问题、立场出发，让村里的人提供数据、资料以佐证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判断。
因此，弥合断裂，是学者为什么要到乡村访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总结，就是要进行知识生产上的“供给侧改革”。
因此，学者需要真正到乡村去。同时，乡村也需要学者。
10年前，赵月枝在家乡浙江省缙云县创立河阳乡村研究院。在此基础上，又办了十届河阳论坛和八期“从全球到村庄”暑期班。以此为依托，她每年引领一批又一批国内外学者、研究生开展乡村文化与传播研究研讨、农民口述史书写、县域中国调研与培训等，致力于发展有全球视野和乡土中国立场的人文社会科学。2022年12月，本报曾经刊登过赵月枝的署名文章，针对为什么回乡、为何有这样的学术行动，她是这样说的：“2010年代初，是老河阳中学教室的断垣残壁、河阳村中一位回乡大学生与云南青年网络相约自杀的新闻，以及《纽约时报》一个关于中国村庄的消失就意味着文化的消失的头版大标题，不断刺痛着我，最终让我走上创新自己的理论框架与学术生产模式的道路。建立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让我在‘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中丰富与深化新闻传播学研究，探寻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途径。与此同时，我力图把这个研究院办成一个学者观察乡土中国的窗口，一个学者以学术和文化反哺乡村的平台。”
该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教授也是一个在“象牙塔”和“泥巴墙”间不断“折腾”的人。他经常说学者到了乡村以后，觉着自己有点用，就让他想起清末状元张謇说的“想为书生争口气”。2019年，潘家恩拿到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给的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资助，而且三个月的经费已经打到卡上了。在出国前，他到老家的隔壁县福建屏南调研，立刻被那里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乡建所吸引，“他们让我脑洞大开，更让我感慨的是艺术家们长期扎根我的家乡，我作为宁德人，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事？所以我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心，放弃出国当访问学者，去乡村，回家乡，因为这也是一种访问。”因此，这些年他不断在校园和田间奔走，在家乡创立乡村振兴研究院，和周立教授一同发起“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联合调研，与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河阳乡村研究院等机构“串联”起来，为乡村访问学者提供平台……
在他看来，在自然科学界，有科技小院、科技特派员等组织和人员参与农业的发展。同时乡村也需要人文社科界的学者参与进来，因为乡村是一个整体。
在乡村发现中国
去年10月份，在缙云县好溪村村支书的家中，外面是赤岩山“三将军”庙会的热闹声，屋里则高朋满座，参加第十届河阳论坛的学者们在这里就参与“乡村访问学者计划”的想法进行了一次沙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说他听到这个计划就很积极，并笑着说“甚至有点过于积极了”。
1983年初到1984年秋，贺照田曾经在父亲老家的乡镇中学读过一年半书。2002年初，贺照田又回父亲的老家。此番回去，却让他万分难受。村里的人确实富裕了很多，但他却发现人们的视野随着电视的普及等更开阔了，可偏偏没有了20年前很自然的精神性的语言，换一种意义来说村里人反而处于一个更封闭、更贫穷的状态。走在村庄的河边，原本清洁的河道被扔满各种垃圾，而这显然跟人们的精神状态非常相关。“那时我突然觉得我的工作，我一直倡导的文化价值的那些东西和农民呈现的状态有如此大的距离。虽说我们不能直接为他们负责任，但我感觉我们跟这种变化有一种同构的关系，甚至说跟这些问题的加重有关。”
前后近二十年的对比，让他非常失落。回京的路上，他对着火车的窗外流了几个小时的眼泪。那时他便开始强烈地自我反思，并大量买钱理群等主编的《新语文读本》这类书送到村里去。再后来，2018年的夏天，一场灵感源于“锵锵三人行”的中国农村跨学科联合调研成行。这场以“在乡村发现中国”为主题的联合调研由12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前往山西、河南、陕西三地的乡村进行实地调研、游学，现场跨学科交流，深度对话与反思，并形成系列文章，贺照田参与其中。在以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教授为主导、创立于河南省灵宝市罗家村的弘农书院中，贺照田听了书院干事樊少欢关于自己给婆婆洗脚等孝亲文化的发言后，辗转难眠，并写出《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这一长文。他认为：“像我这种平时主要身处文学、历史、思想场域的工作者，如果自己的工作关怀和这些经验相关，那自己来勇敢且认真地尝试分析、把握这些经验，积极从中寻求‘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不尝试，我们就会被既有的对这些经验的解释带着走，而极可能堕入——自以为自己是为了社会，其实所谓‘社会’主要是从自己的理解惯性出发的投射——陷阱，而不自知。尝试有可能失败，但也可能突破自己和学界的惯性投射之网。”
当下，中国乡村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这些学者们又因“学失”而求诸“野”。记者在与他们的访谈中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为何转向乡村，以及何以在乡村发现中国。
乡村访问学者强调的不是“好人好事”或者“就事论事”，而是“以乡村为方法”。这一提法是从“作为方法的中国和亚洲”这一命题里面引申出来的，这个命题指的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知识主体的形成过程。基于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所以从这一命题引申出将乡村作为方法的提法。
乡村问题与乡村发展是否仅仅就是乡村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否仅仅是一个局部性、区域性的议题？2019年，狄金华在北京大学主持的一场题为“回到‘乡村’——整体性视野与中国社会研究”的文研论坛上，非常明确地定位了乡村与中国的关系。“乡村在中国人的世界中并不只是一个提供食物、贡赋的‘车间’，它承载着人们理解个人与家庭、家族及国家关系的价值追求，而这些价值的理解与寄托都源自于人们在乡村社会中最基础的生产与生活。正是因为乡村在理解中国整体、安放国人价值寄托上的独特价值，乡村从来就不只是乡村，乡村本身就是中国。”
贺照田在这场论坛上，从思想史层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发言，他的题目是《作为方法和中国人精神根基的“田园”与“乡村”》。他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可以说也是把中国人从“土”里拔出来的过程，与这种状况相对，近些年他关注的是我们能否再把自己种回“土”里。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担心离开“土”，中国人在精神、身心方面还能否长久支持下去？在他看来，乡村中国不只是人们意识中“悯农”的场所和作为一般性城市生活补充的“农家乐”，在乡村中产生和成长的“田园”观念和与“田园”观念分工又配合的“山水”观念，与“田园”“山水”观念有关的生活、审美、修为传统能够为中国人的精神身心文化提供根基与支柱。
在这个意义上说，“以乡村为方法”去从乡村发现中国，不仅是学术生产方式上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现实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寻找道路的过程。
更进一步，在乡村发现中国，是从中国的角度为世界发展提供方案。因为西方式的现代性将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并将消灭乡村作为道路，而且历史虚无主义将乡村构建为问题，掩盖乡村在世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从而加固城乡对立、加速乡村消亡。显而易见，这种西方式的现代性道路使得全球面临多重危机。
既然在乡村中发现中国，乡村访问学者们要如何发现？这就是下文要谈的方法论问题。
从同行到同行
去年10月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常利兵教授在缙云县的河阳论坛上加入“乡村访问学者计划”后，很快便和贺照田研究员一起到了重庆缙云山下的北碚区，和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教师一起，以文献研读、田野考察、影像分析、跨学科交流等方式开展为期两周的“乡村访问学者”工作坊。
从缙云县到缙云山，是这个计划极为重视开放式田野调查的体现。用潘家恩的话说，是从同行——在从事行业上同为人文社科类学者，到同行——一起行动。具体来看是四个词：在乡村，去乡村，与乡村和为乡村。就是首先要在乡村真正实现充分的调研、走访，甚至参与乡村建设过程，既接受农民教育，也与农民一起面对困难，最终实现乡村的发展。
在常利兵看来，到乡村去，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上的位移，也不是换个地方写论文或者去论证某个政策的正确性，因为这样还是依托一个外在的知识体系去看乡村，“这样你当然看不清楚，也不可能看得清楚。所以要回到中国式现代化固有的土壤里边去把握，不带任何价值观念或者一个理论的东西去进行田野调查，同时用你的知识、思考和书写去充分揭示乡村的真实和其中的复杂性。”在写《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1943-1983）》时，他前后近八个月“浸泡”在田野工作中，“试图通过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的经验和感受，深入细致地展开对西沟村‘红旗飘飘’的历史解读。”
一同行动，可以说是“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活动形成的传统。潘家恩回顾第一期时，“我们以非常疯狂的方式调研了三个省，白天去看，看完以后在车上讨论，晚上再开会总结。周立老师的腰就是在那次调研中累坏的。”“调研总结时周立老师写道：‘吃三睡五干十六，风云际会、思想激荡，有同仁竟因讨论热烈，而至夜不能寐。’”在连续几年的行动中，他们逐渐总结出“开放式田野”的做法，就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带着自己独特的视野共同到田野中去，给别人打开视角，同时又通过互相看见的方式，突破自己知识上的局限。
之所以强调“在”的重要性，还因为中国的乡村样貌非常丰富，并且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关于乡村的认知不可以一成不变。只有“在”，才能发现乡村，进而发现中国。
这一点，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开放时代》杂志特约主编吴重庆深有体会。2011年，他根据费孝通的“熟人社会”的概念，提出农村是“无主体熟人社会”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无主体熟人社会”的具体表现是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等。2022年，他在四坪村成为首批“乡村访问学者”，在第二期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上做了一场讲座。四坪村在多年前是一个只剩下18个人的“空心村”，但是近些年不仅有很多村民返乡，一些市民也来这里成了新村民，同时还在全国首创了“云村民”。针对此，一位学生在讲座后问他，在四坪村看到村子里这么大的变化，还觉着农村“无主体”吗？
吴重庆很受触动，2年后，他又回到了四坪村，并在那里组织召开了第十二次开放时代工作坊，主题就是“从无主体到多主体：新变化与新可能”。
“乡建总相见”
2004年的春天，读大四的狄金华被保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后，火车倒大巴再倒驴车，到刚刚创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做起了志愿者。当时学院的口号是“劳动者免费就学、志愿者自费劳动”，号召社会广泛参与共建。
狄金华来的第一件事是处理校舍里的羊粪，把校舍整理好。彼时正值春耕，还要在校舍周边近60亩的试验田里撒羊粪。“哪干过这个，臭死了。而且在没有教材、没有固定老师、没有培训教程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年轻气盛的志愿者列了一堆理由来论证这个培训班是不可能办起来的。”然而在不同老师前来跨学科交流、在与农民同劳动和共同接受教育培训中，狄金华觉得他的知识体系中有一个不同的脉络就是在翟城村开始的，就是在学院的专业中得到规范化训练之外，还有非学院地、跨学科地获得知识的来源。“当时老师批评我们是对的，就是我们没读太多书，但却总用有限的知识去看社会。”还有一个启蒙在他看来极为重要，就是在看似越来越专业化、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中，不能忽略的人文关怀。
当回过头来看那段青春岁月、自己的学术道路以及自己成为老师后带学生的方法时，狄金华感慨自己慢慢成为自己老师的样子，当“乡村访问学者计划”在学术生产的方式和打造的平台上接续跨学科、人文性、实践性等传统时，他在“让学生看到活生生的学人的样子”的示范中，越来越认同渠敬东老师的那句话：“我们对于先辈的尊敬和惦念，我们和同辈之间的情谊，我们对学生类似于生命传递般的情感，才是学问的本源。”
如果说学者们的“老师的样子”是土壤，那学生们的成长则是土壤里长出的果实。
赵月枝说：“老师们披荆斩棘，学生可以精耕细作。”这是访学乡村在师生间的传承。吴翰洁是北京印刷学院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连续两年暑期参加了在屏南四坪村举办的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和“乡村访问学者”们朝夕相处，看到“教授不像教授、学生不像学生”的“破壁”，认知到自己的理论在现实面前的匮乏，逐渐抛弃了“面试式调研”、专业的细分和高校的科层制，将访谈对象无限打开，从而使自己和访谈对象都获得了一种主体价值。
在当前的学术体制和就业形势中，很多像吴翰洁一样的年轻学生对自己的专业缺乏价值感。但是经过那个暑假，或许是想像老师们一样参与实践，或许是看到了自己的用处，“我碰到了来自各个高校各个不同专业的同学们，后来我们中的很多人现在正在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去参与乡村建设。”吴翰洁说。
这几年的寒暑假，是“乡村访问学者”们忙着返回广阔天地的时刻，也是他们在天地间再相见的时刻，因此潘家恩说：“乡建总相见。”为了避免异化，乡村访问学者秉持公益学术，最大程度上降低对地方政府和接待机构可能造成的负担，同时坚持“宽口径、高门槛、重实效”，不限专业，不限职称，既包括成就斐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张俊娜、张艺英、马荟等愿意把学问写在田间地头的青年教师。
当老师们作为同行一起行动时，记者也看到，学生们在行动中变为了同路人。从狭窄的学院到广袤的田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乡村中相会。
这些，让记者想起近代乡建先驱卢作孚说的：“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