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艺之根深扎乡土——对话欧阳黔森、孔令剑、马慧娟、丁鹏、马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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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欧阳黔森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影视专委会副主任，著有《雄关漫道》《奢香夫人》《莽昆仑》等
孔令剑 山西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著有个人诗集《阿基米德之点》《不可测量的闪电》《光的弹奏》
马慧娟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农民作家，著有《走出黑眼湾》《出路》《飞起来的村庄》
丁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刊》社编辑、中国诗歌网总编助理，著有随笔集《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敢向命运叫板》
马大勇 广西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农民插花艺术家，著有《中国雕塑的故事》《岁时节俗知多少》《瓶花清味》《瓶史广义》等
主持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松妍
摘要
包括农民文人在内的“素人”写作，不仅是主流文学的重要补充，也是中国文学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基础。当前文艺作品中的农村形象相较过去呈现出显著转变，这些变化本质是乡村从“被书写”到“自书写”的主体性回归，文艺作品中的农村成为承载现代化多重可能性的实验场，启示着乡村振兴叙事应在各美其美中实现美美与共。
近年来，一些来自田间地头或市镇街巷的“草根”创作者走红网络。劳作之余，他们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典雅隽永的作品抒发情感、描绘生活、记录时代，在文学、书法、美术、插花等领域，以鲜活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文艺界注入了清新之风。农民出身的文人何以火爆“出圈”？他们的作品具有什么特质？如何通过文艺创作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本期对话邀请欧阳黔森、孔令剑、马慧娟、丁鹏、马大勇等作家、艺术家，共同感受文艺乡村的魅力。
乡土是农民文人的根，是情感的寄托，更是创作的沃土
主持人：陈年喜、单小花、李松山、“沂蒙二姐”吕玉霞……人群中，他们是朴素的农民；文学里，他们是书写乡土文化的深情歌者。为什么这些农民出身的文人会火爆“出圈”？他们的作品具有什么特质？
丁鹏：中国有着重农的传统。小时候父母教我们吃饭时，一定会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再大一些，我们开始背诵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的诗，这些田园诗是中华农耕文明最具诗意的代表。所以当我们看到李松山一边读诗一边把羊群赶上山坡，看到吕玉霞在田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田园牧歌基因瞬间就会被激活。其实国外也有著名的农民诗人，比如英国的罗伯特·彭斯、约翰·克莱尔，爱尔兰的帕特里克·卡瓦纳等。李松山、吕玉霞、景淑贞、曹兵等农民诗人是用诗作守护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浪漫主义。
孔令剑：正因为他们是农民，是基层的劳动者，在大众眼中似乎和诗人离得远，甚至不沾边，于是当他们写出了常人写不出来的诗、富有艺术气息的文字，再加上新媒体的强大传播力，火爆“出圈”应该是迟早的事情。同时，这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生动反映。
欧阳黔森：朴实、朴素、自然的文字，比华丽辞藻的堆砌更能引人共鸣。农民文人的作品以自身真实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描绘了乡村生活的细节、劳作的场景、对自然的观察以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等，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乡村生活的质朴与艰辛。真情流露的词句、诗句，都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也让人们看到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
马慧娟：我写作的初衷，既是为了表达自己，也是为了传递乡村的真实故事。我所在的宁夏西海固地区长期被“苦甲天下”的标签所定义，但我想告诉大家，这片土地并非人们想象的模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宁夏已经不是原来的宁夏，西海固也已经不是原来的西海固了，这里有太多独特的故事值得被看见。我的作品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苦中有乐，我不会过分淡化苦难，而是很冷静、客观地叙述现有的困境，并且从中寻找闪光点和温暖的东西，让我的读者能感受到乡村的真善美。
马大勇：我创作的时间比较早，在十几岁时就萌发了对文学创作的兴趣。这也与我的家乡广西南宁宾阳县有关。宾阳是一个农业大县，在宾阳方言中保存了很多古汉语词汇，还有一些古老的节令、歌舞等习俗，这些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说我的作品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保留了一些古典、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些元素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或许已有些陌生，但也能触及很多读者内心深处的文化血脉，引发他们的共鸣与兴趣，起到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主持人：当前，农业农村发展日新月异，文艺作品中的农村形象和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要素或变化？乡村对农民文人的创作有哪些意义和影响？
欧阳黔森：当前文艺作品中的农村形象，相较过去呈现出显著转变。叙事主题不再局限于“苦难镜像”，而是聚焦产业振兴、科技赋能等现代化进程；人物塑造突破“符号化”窠臼，新职业群体、觉醒的女性形象以及转型中的老龄化群体，展现农民的多元面貌。农村空间也从封闭孤岛，转变为城乡要素流动的枢纽，物理空间升级与虚拟空间延伸并存。在文化表达上，非遗、新乡土美学崛起，传统与现代碰撞融合；情感投射则从单向度的乡愁怀旧，转向对城乡互嵌复杂性的辩证思考，探讨返乡创业、代际认知等议题。这些变化本质是乡村从“被书写”到“自书写”的主体性回归，文艺作品中的农村成为承载现代化多重可能性的实验场，启示着乡村振兴叙事应在各美其美中实现美美与共。
乡土是农民文人的根，是情感的寄托，更是创作的沃土。文学作品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扎根于作家所热爱的土地与生活。乡土不仅给予了他们独特的生活素材，更塑造了他们作品中的精神内核。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这些农民文人用文字构建起的乡土情怀，唤醒了人们对土地的眷恋，展现了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强大生命力。这也证明，当创作者将深情与热爱倾注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时，就能写出触动心灵、引发读者共鸣的好作品。
丁鹏：参与脱贫攻坚的驻村干部们也创作出不少优秀的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例如被派到云南昭通布嘎回族乡花鹿坪村扶贫的王单单创作了诗集《花鹿坪手记》，被派到云南玉溪小石桥彝族乡小石桥村扶贫的赵之逵创作了诗集《春天的路线图》等。这都是值得被广泛关注的新文学现象。
马慧娟：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城乡间的差距一直在缩短，这种差距不只体现在一些基础设施的改善，包括乡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都有显著转变。当然，变化之中也有独属于乡村的新困境，比如外出务工对传统家庭养老的冲击，都是我们在写作中要去关注到的。
乡村拥有承载一切的力量。当陷入困境或纠结时，我喜欢走到没人的地方去感受土地，无论是倔强生长的野草、沉默的庄稼，还是自在游走的牛羊，都展现着一种原始而坚韧的生命力。乡村的故事永远讲不完，无论是当下的创作，还是未来的文学之路，这片土地都是取之不尽的宝藏。
主持人：作为农民，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和其他创作者不同的工作压力？农民的身份给了您怎样的优势，同时又面对怎样的困难？
马慧娟：之前有编辑老师评价我笔下的劳动场景之真实，“一看就是真干过农活的”。所以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对乡村特别熟悉，写作时信手拈来。当然也有局限性，在同一个环境里待的时间久了，会让人的思维模式变得很单一，写出来的文字也是空泛的、没有内涵的。但我并没有压力，我走上写作这条路纯属偶然，所以我也始终保持着随性的态度。于我而言，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自然而然的表达，这种看似散漫的状态，反而能让文字保持最本真的模样。
马大勇：要说最大的困难，那就是现在快节奏的网络社会叠加商业社会，文艺创作必然受到冲击，必须接受商业规则的选择与淘汰。写出来的作品可以在网络上传播、发表，但也会受到网络的负面影响。一些传统的文艺报刊停刊消失，有的报纸副刊虽然还发表作品，但不再发稿费。出版社对于出版文艺作品，也肯定要考虑能否有销路，读者是否愿意购买，至少不能让出版社亏钱。有的要求把作品删减成小型的“短平快”书籍，对于内容是否丰富、完备则不予考虑，我已经写好的十集插花书，还有色谱书的出版都因此搁置了，有的出版方干脆要求作者自费出版，对于像我这样的农民写作者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乡村文化应融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多元交汇
主持人：当前农民文人作品的主要受众群体有哪些？您怎么看待农民文人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欧阳黔森：当前农民文人作品的受众群体呈现多元化特征。一方面，城市居民是重要受众，他们渴望通过这些作品缓解快节奏城市生活带来的焦虑，在充满泥土气息的文字中，满足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治愈快节奏生活下的心灵疲惫。另一方面，农村群体也热衷阅读，这些作品描绘的是他们熟悉的生活场景，能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他们表达自我、寻找归属感的重要载体。此外，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也十分关注农民文人的作品，能够从中挖掘质朴鲜活的文学素材与独特的创作视角。
孔令剑：农民文人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文艺应该是无处不在的，他们的存在，使文艺之根深深扎进了乡村。从社会层面来说，他们的写作，包括由之而来的跨界出圈，极大带动了乡村文化的建设，农民文人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我们近年文化建设的成就，是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方面。
丁鹏：农民文人的创作和其他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创作一起构成了素人写作这一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可以说，包括农民文人在内的素人写作，不仅是主流文学的重要补充，也是中国文学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基础。但同时，评价农民文人的作品也要坚持文学标准，避免重身份而轻文本，对农民文人过度拔高甚至捧杀。
主持人：多年以前，乡村文化曾被贴上落后、土气的标签，缺少重视，近年乡村文艺作品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尊重。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如何通过文艺创作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
欧阳黔森：乡村文艺作品从被轻视到受认可，源于社会多维度的转变。一方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文化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文艺作品中的乡村形象也随之焕新。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诗意栖居”的向往与日俱增，乡村文艺作品里的自然风光、乡土人情，成为慰藉心灵的良药，满足了大众的情感需求。此外，新媒体的普及打破传播壁垒，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让乡村文艺作品迅速触达受众，农民诗人、乡土作家等创作者崭露头角，展现出乡村文化鲜活的生命力。
为更好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文艺创作既要深耕内容又要创新形式。创作者应深入乡村生活，挖掘非遗技艺、民俗传统、方言俚语等特色元素，以真实笔触记录乡村故事。同时借助文学、影视、数字艺术等多元载体，让乡村文化更贴合当代审美，吸引年轻群体关注。还可通过文旅融合创作，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马大勇：目前各地乡村有的在编撰、出版村史，有的在建设村史馆，一些农民文人、素人在自发地努力创作，出版自传体的小说、散文、诗歌集，讲述生活的不易、亲身的经历、乡村的变化等，我个人也出版了介绍中国传统插花人文内涵、插花造型、花器花材、插花图谱等的普及读物《瓶花清味》《瓶史广义》，这都是以人为本传承与保护乡村传统文化。
孔令剑：通过文艺创作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是整个文艺界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人民在哪里，就把笔触伸向哪里，哪里有传统文化，哪里就是落笔的地方，把目光更多地转移到乡村。
主持人：文化资源是不断流动的，在您看来，现在及未来的乡村需要怎样的文化？在丰富农村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让优质文化资源直送乡村上，有哪些良方良策？
欧阳黔森：当下及未来，乡村文化应有着传统与现代融合、本土与多元交汇的特点。一方面，要坚守传统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根基，像那些古老的节庆仪式、民间手工艺等，它们承载着乡村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内核；另一方面，要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文化、都市文化等新元素，比如利用互联网开展线上文化活动、引入现代艺术创作理念等，为乡村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要丰富农村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首先得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完善乡村图书馆、文化广场等设施。其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等方式，鼓励文化企业和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为村民带来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展览等。再次，挖掘和培育本土文化人才，支持他们创作具有乡土特色的作品。最后，利用新媒体平台和数字技术，搭建乡村文化资源线上平台，让村民能便捷地获取丰富的文化资源，从而让优质文化资源真正直达乡村、滋养乡村。
马慧娟：我在履职调研中看到，许多乡村开辟了文化活动场地，配备了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等，让农民的生活也有了诗与远方。但是当前农家书屋普遍存在儿童读物短缺问题。考虑到青少年是主要阅读群体，建议重点补充适合儿童、青少年阅读的优质图书，以满足其阅读需求。
用好新农具，抢抓新流量，做好新农人
主持人：近几年，农民文人借力互联网平台得到更多关注和流量。他们给乡村带来哪些经济方面的影响？应如何利用好他们带来的流量，找到乡村独特的发展路径？
欧阳黔森：吕玉霞的一段话很有意思，“锄头是农民的老农具，那网络就是农民的新工具”。我新写的电视剧《乌蒙深处》中，就多次提到“用好新农具，做好新农人”。有了流量，就有了受到消费者关注的基础，也就有了经济增长的机会。要利用好这些流量，找到乡村独特的发展路径，首先可深挖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文旅项目，带动民宿、农家乐发展。政府应加强扶持，组织培训提升农民文人的网络运营能力，规范直播带货等行为。再者，引导农民文人与企业合作，开发文创产品，延长产业链，让乡村流量切实转化为经济收益，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孔令剑：过去乡村是以果实为商品取得劳动报酬，现在是让劳作的环境、过程成为流量，继而产生经济效益。农民文人的流量变现，大体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发挥他们的文化特长和人才作用，在乡村文化建设上起到带头引领作用，尤其是与当地历史文化结合，积极探索乡村特色文化发展路径，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再一个是发挥文化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作用，为乡村组织建设、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等贡献力量，以高流量、好形象为所在乡村代言、为特色产品代言，面向基层组织以及广大农民群众举办文学讲座，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激发创造活力等。总之，文人先做好文人的事，以文做好人的工作，其他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自然而然地就显现出来了。
马大勇：虽然我自己还没有尝试过，但我也看到一些农民文人借力互联网平台，出售农副产品、自己创作的画作，还有一些民俗、非遗项目的展现等。若能够利用好这股流量，对乡村发展自然会带来好处，也是独特的发展路径。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为了博取关注、保持流量，有一些哗众取宠的轻浮言行，有个别的还存在欺诈、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这是需要正视的。网上与现实毕竟不同，还是要脚踏实地。
主持人：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崛起，更是文化的觉醒。当下的乡村文化热还是点状的，距离连点成线、连线成网，仍有相当一段路程，需要各方协力推进。在基层文化治理方面我们还能做哪些工作？
孔令剑：在基层文化治理方面，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有文化人才，在发挥当地文化人才作用的基础上，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引进人才。我们一直呼吁和提倡恢复作家挂职制度。自我们山西的老一代作家起，如山药蛋派的赵树理以及马烽、西戎等，都曾到县区挂职，为当地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山西汾阳贾家庄村，马烽在那里下乡时写出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一大批名篇名作，贾家庄借此打出了马烽的文化名片，修建马烽纪念馆、新建作家村，也成为了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基地。同时，吸引贾樟柯回乡打造“电影短片周”，开办种子影院，引进山西电影学院等，加上贾家庄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打造文化生态旅游区，举办多种文化节、旅游节等，很好实现了文旅融合发展。
丁鹏：可适时组织农民诗人、作家及其作品的评比活动，对有潜力的农民诗人、作家，要主动发掘和培养。例如对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的农民诗人、作家进行奖励；帮助创作成绩突出的农民诗人、作家出书，组织召开作品研讨会。建设乡村直播间，对适合做直播的农民进行专业培训，储备直播人才。同时主动关注和联络在网络上有一定关注度和热度的农村自媒体人，对他们的成长进行引导和扶持。主动发掘本地的文化优势，将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文化传承创新。努力培育自己的乡土IP产业链。
马慧娟：我观察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部分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完备，但软件配套亟待加强。文化协管员多为兼职，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且部分人员文化才能不足，制约了村级文化服务中心作用的发挥。建议适当提高村级文化协管员待遇，保证专人专款，同时选聘有学识、有才艺、有干劲的新型文化协管员，如“三支一扶”人员、返乡大学生等入驻村级综合文化中心，完善制度保障，留住基层文化人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主持人：农民出身的文人崛起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的回归。他们的作品记录着乡村的变迁，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传统农耕到数字赋能，展现出一个更加立体、多元的乡村图景。未来，还需通过政策扶持、文化赋能、数字传播等方式，让乡村文化热从点状走向全域，真正实现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这股自下而上的文学力量，必将为时代留下更深远的回响。感谢五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