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拿到法学学士的5年后，周德新仍然做着保安的工作。

周德新1969年出生，属鸡，重庆人。年轻时当过兵，会打枪；做过生意，但没赚过什么大钱。2012年，44岁的他来到厦门大学当保安，入校后第二年报考参加成人高等教育，靠着晚上夜班，白天蹭课，5年通过40多门考试拿下法学学士学位，励志故事曾被多家媒体报道，一时传为美谈。2019年，在获得“感动厦门十大人物”的现场，他的颁奖词写道：“只要你知道去哪儿，全世界都为你让路。”

周德新从来都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尽管他的身上聚集着太多的矛盾点：在快要退休的年纪坚持考学，得到一纸文凭后却仍然做着同样的事儿，于很多人而言，这是难以理解的。“读书就是为了谋生吗？”他反问记者，“但是不读书，别人从你面前过，是不会抬头看你一眼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德新确实做着一份自己口中不会被“抬起头看”的工作，而这份工作在外人眼中又与他所选择的法学形成了某种反差。说起这个选择，他提起一部叫《流浪者》的电影，自己小时候看过，里边的情节让他印象很深。“法官的孩子一定是好人，小偷的孩子永远是贼，在无知的社会里，这就是所谓公正的审判。”他说，他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知的人，至少在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时，能够“轻松把它驳倒”。

某种意义上来说，法是一种“规则”，约束着人们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保安”的职业又特别具体，直指现实，经常会接触一些日常的权利义务问题。周德新又是一个不太乐意过那种被框定的人生的人。几经磨合，似乎形成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处事体系和准则，清晰明确又能自圆其说，支撑着他在这个情理交融的社会里横冲直撞。

“掌控感”

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邹振东某天晚上下课，收到一本学生转赠的诗集，扉页上用黑色水笔写着：“敬赠邹振东教授，请指正！”学生说，是一个保安拜托他交给一位“路灯教授”。

邹振东第一次听说自己有这个外号，打开书一看，发现赠书的这位保安周德新是个“传奇人物”。感动之余，他拍下诗集的照片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并配了很长的一段话。他写道：“深深打动我们的，往往不是一个个平凡人，而是平凡人的努力。”

在周德新那里，记者听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还是在2019年他刚刚“红”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对他还抱有怀疑和好奇。那时某个媒体来学校做报道，在随机采访的几个人里，作为教授的邹振东给出了肯定的评价，“那时候他就和记者讲了，说‘厦大有这样的校友，我替厦大感到高兴’，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说了。”周德新说，这相当于给自己“加持盖章”，让他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认可。

其实在这之前，周德新对这位教授早有观察。在厦大，晚间最后一堂课的下课时间是9点40分左右，一般情况下，邹振东还会留下来一会儿给学生解答问题，经常一讲就讲到了教学楼熄灯的时间，不得不站在路灯底下“讲课”。有好几次，周德新夜班站岗，看到教授深夜才匆匆走出校门口，“路灯教授”的外号就在他口中喊起来了。

在很多人眼中，周德新不仅“努力”，还非常“有心”。有一年开学，当时厦大的党委书记张彦在南普陀旁边的校门口转悠时，看着返校的学生走进校园，周德新就陪在他的身边。“他能张口就说出不少教授的名字，讲出与教授们交往的故事。”张彦回忆说。

第一次见到周德新就是在他站岗的南校门。在这位“明星保安”的身后，我感觉到了强大的气场和“掌控感”：会信手拈来地给我讲出每个石雕、每处景观的故事；每碰到一个老师，他都会热情自如地打招呼，那种自信与松弛感让我感到，他才是这个地方不容置疑的“主人”。一个留校不到一年的青年教师寒暄着告诉我：“周老师是学校里的大明星啊，我们要见他都要提前预约的。”

如果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来到厦大的南校门，我想人们大概率也会区分出“周德新”和“其他保安”：精瘦有型、挺拔干练，加上平时就有健身的习惯，个头看起来都比别人高一点；一身保安制服穿得笔挺整洁，袖子挽起来，看得出被仔细地清洗熨烫过；说话也总是干脆利落，斩钉截铁，就像他的人一样充满了锋芒。特别是眼神里经常流露出似笑非笑的“狡黠”目光，仿佛一眼就要把人看穿。

“我从来不加任何工作群，有事就打电话说，或者提前说。”他告诉我，“我没有手机焦虑，离开手机就不能活那种。”即便和朋友们在外边玩，他也经常劝别人“玩就好好玩，别老看手机”。在我们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谈话间，他放在一旁的手机一声不响，在快结束时有两三个电话打进来，接起来没说两句就挂掉了。

“我其实很讨厌大家玩手机。一个人整天有事没事就扎在手机里边，那一定是废掉了。”在他朋友圈的一条置顶分享里，写着这样一段话：人生只有两件事可做：利己与利他。读书健身是利己，就是自律；赚钱行善是利他，就是修行。

这让我感到，除了这座校园，周德新对于人生的一份“掌控感”：不被任何不想要的枷锁束缚，即使这条枷锁是自己也不行。

横冲直撞

周德新出生于重庆的一个普通家庭，5个兄弟里排行老小，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父母都是非常谨小慎微的人，从小教育我为人一定要低调，不要‘外露’，否则就要有麻烦。”他还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官儿”来家里，问“你们家有没有困难，小孩的工作有没有安排”，当时父母赶紧说“不麻烦组织，我们自己都安排好了”。“实际上我们都还在外边瞎混。”他说，为这个事情，他有几年怨恨过父母，但自己经历过很多“风浪”以后，也慢慢觉得他们老一辈人是“确实有一些格局和眼光的”。

从年少时期开始，周德新对自己的“掌控欲”就很强，性格里很有一种“谁也管不了”的横冲直撞。因为家里孩子多，收入少，经常“吃不饱饭”，周德新上完中专就跑出来当兵了。“最开始是想混一口饭吃，没想到去的地方不对。”因为军队驻地在山西，伙食基本以面食为主，常年见不到米饭，时间一长，周德新受不了了，“每天都是馒头，不然就是土豆白菜汤，或者白菜土豆汤。”他说，一起入伍的南方年轻人基本都是这样，唯一的想法就是吃上一顿米饭。

挣扎了半年左右，周德新决定离开。但已经进入部队服役，只能服从上级安排，不可能说走就走。在纪律如铁的军营里，他因为私自提出“自己要走”被关了5次禁闭。

虽然个性叛逆，是上级眼里“调皮捣蛋”的典型，但周德新的训练成绩优异，特别是射击，50发子弹的最好成绩达到了497环。

“为什么会反应这么强烈呢？不就是因为一口吃的吗？”当记者皱着眉头问出这句话，周德新马上反驳我，“因为那时我的目标就是能吃饱饭啊。”他说。就这样，周德新提前离开了军营，就像他之后人生里的很多次选择一样任性。

尽管军旅生涯并不算顺利，但这段当兵的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比如坚持健身，几乎每天都会抽出两分钟做俯卧撑训练，人过半百仍有八块腹肌；后来接触网络，他给自己取名“阿一狼”，认为“男人应该有一定的血性，像狼一样的”。2004年前后，博客、空间等网络形态在国内兴起，周德新表达欲旺盛，经常在网上对某个事件或者社会现象发表观点和看法。“很多都是调侃，发一些打油诗之类的。”

步入社会之后，周德新进过工厂、摆过摊、开过餐馆，也做过不少生意。在这期间，他来到了厦门这座城市定居下来，直到2008年左右，金融危机前夕，他预感到“情况不对了”，及时收手卖掉工厂“留了一点本”。

感觉自己奔波时间久了，周德新想停下来歇一歇，但是停下来以后又突然感觉自己“迷糊了”：以前不管做什么，他都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怎么做，但那时的他就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往后该往哪个方向走有些不知所措。他问自己，“四十多岁就躺平是不是早了点？”又想到“前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认知不够”，他把目光投向了高校。

2013年，周德新又一次随着自己的心意，应聘来到厦大成为一名保安。“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高校都好神秘的。”他记得刚来学校的时候，见到学生不自觉地就会“躲得远远的”，但心里又想“靠近一些”，“沾沾他们的天选之气。”他说，“觉得大学生都是天选之子，学校里都是读书声，走进去整个人都静下来了，不像社会那么浮躁。”

那时候的他想，要是自己也能得到一张学生证就好了。

这个学生的身份很重

在成人自考的职工夜校班里，同学庄晓惠对周德新这位“保安大哥”印象很深。

2014年，庄晓惠刚过三十岁，在厦大已经工作了几年。因为工作里经常碰到合同纠纷问题，高中学历的她选择了法律事务专业的专科学习。“一直都想提升自己，到了那会儿才算有个契机。”庄晓惠的老家在福建漳州南靖的农村，2003年高中刚毕业，她直接来到了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采购部当了一名文员。2013年11月，厦门大学正式成立职工夜校，开课通知中写道，“帮助本校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提升综合素质、培养学习兴趣、树立终身学习意识”。

刚得到这个消息时，周德新心里又激动又担心，四处打听消息，“这种到底行不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根本没想过要再去创造一个什么东西。对于能不能考上更没有把握。”刚好那时新闻里“北大保安考上北大”的消息流传开，周德新像是得到了某种启示和指引，“怎么北大的保安就行，我厦大的保安就不行吗？”

入学需要参加语文、英语两门考试。由于平时就喜欢写点东西，语文考试相对轻松一些，考了八十多分，但英语考试“基本上都是蒙的”，分数出来以后，周德新的成绩比设定的分数底线只高了2分。

成绩公布以后，眼看着录取通知连着发了三批，身边一起考试的人很多都拿到了，就是没有自己的，周德新着急了，他“厚着脸皮”跑到学院去问，“人家说，看你年纪这么大，不知道你是不是闹着玩儿的？”说到这，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好在最后一批终于发给我了。”

他还记得拿到学生证的那一刻自己的“恍惚感”，“就这么混进来了？”随后马上又“清醒”地想到，“能不能不为厦大丢脸？”他觉得，这个学生的身份很重，是必须要“承担起某种责任”的。

第二年，职工夜校第一批学员招收了包括庄晓惠和周德新在内的38名，在他们中间，44岁的周德新是年纪最大的。“真的特别不容易，这个年纪还在很认真地学。”庄晓惠说，“我都没有这个意志力，同学们也都非常尊重周老师。”

时间一长，学院的很多老师都知道了班里有个“保安大叔”学员，对他上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怀疑他“闹着玩儿”，取而代之的是很多陌生人的善意，在推着他往前走。因为英语基础很差，“26个字母念出来都没人听得懂”，周德新很着急，怕最后的毕业考试英语过不了。一个带过两节课的英语老师会在考试之前拿给他几本复习资料，叮嘱他“只管刷题，肯定能过”；在门口遇上的学生志愿者，“是贵州那边的，跟我们说话很像，他讲的我能听懂，我就厚着脸皮请人家帮我补习。”他说，“谁知道一坚持下来就是两年，人家没有收我一分钱。”

周德新是一个很能记住“别人的好”的人，这些帮助与善意也在影响着他。在庄晓惠的印象里，同班这么多同学中，他是最活跃的，也是最热心积极的，“会主动组织一些活动，招呼着一块吃个饭，或者到山上参加一些体能锻炼。”在最后准备论文的冲刺期间，她有几次在图书馆碰到了周德新，还为写论文的事儿互相交流了很多。

因为最后没坚持下来，庄晓惠的论文“挂了几次”，最后主动放弃了答辩。“办公室的事情太多，没办法太专注。”而第一批的38个人里，只有8个人坚持到了毕业答辩，周德新是最后通过答辩，成功“上岸”的两个人之一。

敬畏之心

本科毕业时，周德新的论文是关于“正当防卫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分析探讨了第二十条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同时对现行法律提出建议。“当时正好‘昆山’事件发生，我就在想，不管是谁在现实中碰上这种情况，如果对法律不了解，就很容易被当成打架处理。”他说，“所以，掌握学习法律知识，就是维护社会公平和个人权利。”

2019年的毕业季，厦门大学容纳4000人的建南大礼堂座无虚席，校党委书记张荣在学位授予仪式上为周德新拨穗正冠，并用他的事迹告诉同学们，“学习一事应持续终生”。周德新在师生们的掌声与欢呼声中起身鞠躬，挥手致意。一时间，各路媒体纷纷前来宣传采访，很多报道称他为“励志保安哥”。

毕业后的周德新变得更有“表达欲”了，但表达的方式再也不是以前横冲直撞的“调侃”，而是带着一种由内而外的“底气”，这让他感到“知识是有用的”。比如，观察到警察的某个执法流程不对，他会走上去，依据所学的法律条款逐一“辩论”一番；看到城管又“查抄”了小商贩，他会打开手机录个视频，“现在都是透明执法，你做得没有问题为什么怕我录呢？”

在周德新的眼中，知识和法律都是一种武器，后者维护人身权益，前者保障精神自由。因而对这两者，他都怀有一份莫大的敬畏之心。“前两年家里一个晚辈的妹妹，大学毕业之后结了婚，要做全职太太。我说你废了，这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他说，“我不是反对任何女性结婚嫁人，但是你要明白轻重缓急，要找到人生的意义。”

尽管经常自嘲这身学士服是“混来的”，但周德新对待知识的态度却一反常态地认真。有一次碰到一个学生开玩笑，说自己人生的目标就是“两套房一辆车”，他马上把人家拦住，“我问他，学习这么多年，你的人生就值这么多钱吗？”他说，“房子最多就是70年产权，车子就是消耗品，这些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就像北大的未名湖一样，厦大的芙蓉湖是整座校园的标志性风景的存在。采访近尾声，周德新带记者围着湖边走，一边走一边讲他的诗集《芙蓉诗印》，在这本收录了百余首原创仿古诗的册子里，所有的作品都是描写这所大学的。

周德新对厦大的感情很难用几句话讲清。在这里，他用保安的身份重启了另一种“人生”，在达成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之后，又很快归于另一种更加从容平静的生活。既没有谋求更高的职业机会，也没有离开厦大，甚至都没有更换过工作岗位，属于他的地方，仍然是南普陀校门夜班岗。

“孙悟空不当弼马温的时候，他是个自由身。你有了某种身份，就要被条条框框管住。”他说。

对于现在的周德新来说，相比于追求“公正与自由”的理想，“当保安”也许更加自由，也似乎更接近“现实”一些：巡逻时看到违规摆地摊的阿姨，会走过去压低声音说一句，“这里本来不让的哦，你自己注意一下。”然后默默走开；学生和出租车司机在校门口起了争执，会走过去拍一拍司机的肩膀说，“兄弟，厦门很小的，别那么放肆。”他说，“你在我眼前欺负学生老师，那我是不干的。”

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但只有他自己明白，那里已经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