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系统，自2018年起，教育部组织实施“银龄讲学计划”，并于2023年联合10部门印发《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倡导鼓励退休教师重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提升受援学校的教育发展水平，其中到中西部脱贫地区、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和边境县，支持基础教育、终身教育是银龄教师行动的重要内容。2018年以来，已累计招募2万余名中小学退休教师在祖国各地延续教坛生涯。

三九时节，屋外寒风呼啸，屋内热闹非凡。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召开会议，对“乡村振兴——北京老校长下乡老少边区行”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来自北京市区的几位老校长正在热烈交流，他们头发花白，但说起话来个个中气十足。

2023年7月起，由北京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退休老校长组成的银龄教师团队，分赴云南兰坪、湖北随县、云南宁蒗、贵州安龙、山西平顺和甘肃东乡开展助教工作。“银发力量”助推下，受援地区直接受益学校达140余所，受益教师8000余名，受益学生5万余人。

“银龄教师”是指60岁以上的退休教师，尤其以退休校长、教研员、骨干教师为主。他们中的很多人，虽已告别讲台，但仍眷恋课堂、心系教育，志愿走进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老少边区奉献余热。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提出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

如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的重要平台之一。在教育系统，自2018年起，教育部组织实施“银龄讲学计划”，并于2023年联合10部门印发《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倡导鼓励退休教师重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提升受援学校的教育发展水平，其中到中西部脱贫地区、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和边境县，支持基础教育、终身教育是银龄教师行动的重要内容。2018年以来，已累计招募2万余名中小学退休教师在祖国各地延续教坛生涯。

几年实践下来，银龄教师为学生们注入了怎样的教育？给受援学校带来了什么资源？帮受援教师解决了哪些问题？而银龄教师自身又有什么样的诉求？应给予他们的志愿行为以怎样的支撑和保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由退休老校长组成的银龄教师团队。

没设施，老校长求援；缺师资，老教师补位

接到去河北阜平支教的任务前，北京市东城区培新小学原校长李占芳一直在做和教育相关的工作，尽管从校长岗位退休多年，她仍然热爱教育，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启程之前，李占芳的想法很多，盘算着如何与当地学校对接，帮助学校校长发展特色教育。但真到阜平后，她却感觉像是陷入了茫无头绪的迷宫。

与北京教育资源相比，当地教育设施之匮乏让李占芳简直不敢相信：校舍简陋，专用教室空着，图书室没有图书，计算机室也没有计算机。一上课，更是让她吃了一惊：全凭教师一张嘴、一本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没有幻灯和投影，也没有电子屏幕，更不要提时下正快速普及的AI技术。

与缺设施相比，缺老师的问题更突出。尽管语文、数学、英语、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都列在课表上，但因为缺乏专科老师，孩子们只上过数学和语文，到三年级才开始上英语课，英语老师也是非师范专业的大专生。

与李占芳同行的还有北京市崇文小学原音乐特级教师付宝环。来到阜平后，阜平谷家庄小学的校长小心翼翼地问付宝环：“付老师，听说您是音乐老师，能给我们上一节音乐课吗？”得知学生们从来没上过音乐课，这位在首都工作了30多年的老教师一时语塞。“没有鉴赏美的能力，没有对音乐的感知，何谈培养学生的全面素养？”付宝环深思。

阜平当地一位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是李占芳的助理，他告诉李占芳，自己上学时是全县第一名，已经是县里公认的优秀生了，但考到北京后才发现，和都市里的学生相比，音乐和美术的鉴赏能力几乎为零。

河北阜平是革命老区，站在阜平照旺台公园《时代之光》雕塑前，听讲解员讲着红色阜平的故事，李占芳、付宝环充满敬意。2016年时，他们支援的学校还没有电脑，也没有无线网络。两位老师向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反映，希望通过援助项目给阜平的学校配备电脑。项目很快获批，随团支教的青年教师连夜把十几台电脑调试好，第二天就对当地的老师们进行电脑授课的系统性培训。

“没有专科老师，怎样办？”李占芳和付宝环只能自己想办法。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先把思政、音乐等能上的课程上起来，再尽可能地协调美术、体育、科学等课程的专业老师一同去支教，“最起码让孩子们有个体验，让他们接触到这样的课程，对不同学科建立认识。”李占芳说。

“今天，我们开始上音乐课，音是由音阶构成的，音阶形成后就变成了旋律，就是歌曲。”这节课的内容是学唱《国歌》，这也是付宝环教给学生们的第一首歌。

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分布在各个年级的一百多个学生，只能站在一间大教室里共上一节课。记词识谱、学唱旋律，学生们兴奋极了。在付宝环给学生上过一次音乐课后，这些热爱歌唱的孩子们彻底迷上了这位老师，每次去都会缠着她上音乐课。

为了能让阜平的孩子按时上课，付宝环带着北京东城区其他三所学校的音乐老师抽空支教。这些年轻教师都在职，每周有16—18节的上课任务，出来两三天就会耽误自己学校的课。“给老师们添了不少负担，但他们积极性特别高，都愿意去，恨不得争着有这样的机会去参加。有的老师回去说，下次有这样的活动，我还来。”付宝环说，阜平学生的状态和北京的学生不一样：他们没见过音乐老师，没上过音乐课，觉得很新鲜，很渴求地吸收着。

2021年9月，北京冬奥组委决定将开幕式上演唱会歌的任务交给阜平城南庄的学生们。“都没学过，也没唱过，需要从头教起，用半年的时间让孩子们登上这么大的舞台，能行吗？”付宝环心里没底。

最终，城南庄的学生们组成的“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登上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用希腊语无伴奏合唱《奥林匹克颂歌》，惊艳了整个世界。

孩子们是由付宝环精挑细选的，但因为前期保密，家长和校领导都不知道用意，训练过程中有不少学生因为父母的不理解而不得不放弃演出。“很多家长觉得‘唱歌有什么用？不如把考试考好’。有一些音色漂亮、音准也很好的孩子，就这样错过了演出机会。”付宝环有些惋惜。合唱团从100人减到70人，又减到50人，最后由44个孩子组成。

让付宝环欣慰的是，通过这件事让地方教育系统和学生家长认识到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关心学生的美育培养。

既让学生爱上课，也教老师上好课

课程的从无到有已属不易，教育的从有到优，更是难上加难。银龄教师团队除了教学生，更长远地看，教老师的任务同等重要。

第一次来阜平时，李占芳就发现了当地学校最突出的问题：“老师几乎没有教研。每个年级都没有同行班，没有其他班级的老师一起研讨。”而在北京，一个年级9个班，9位同科老师会经常坐在一起探讨优化教学。

再加上当地老师年龄普遍偏大，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多岁，多数老师接近退休年龄或处在应该退休但还未退的状态，“把课上好”的理念很淡，“把课上完”就可以了。

一个极端的体现就是当地教师乡音浓重，上课时说方言，付宝环坐在教室后面听课，一句都听不懂。“你叫什么？”付宝环一连问了好几遍，学生一字一顿地告诉她，“可我就是听不懂。最后只好让他写下来。”

从课堂出发是最有效的，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大多发生在课上。教师如果想在课堂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要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李占芳和付宝环开始在阜平的三所小学逐一听课，提出课堂不足，为上课老师制定培训计划。

课堂上教师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和学生在一起，老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李占芳亲自走上讲台授课，现场培训，让老师们看看一堂好课是如何“炼”成的。她告诉当地的老师们，一堂好课一定不能限于给学生们教授书本上的知识，而要让学生从听、说、读、写、思考能力多方面有所提高。除此之外，李占芳还将更多北京的优秀教师邀请到阜平，和当地老师一起教学研讨。

“同课异构”是李占芳想到的另一个提升教学的方法，即让阜平老师和北京老师同上一节课，但单独备课，通过双方老师“你上一节，我上一节”的方式，一步一步带着当地的老师上课。再或者点课，由阜平老师点他们需要的课，哪种课不会备，北京的老师就提前把课备好，过去后和阜平老师一起上课。

近年来阜平招收了一些特岗教师，但这些刚毕业的特岗教师大多不是师范专业。“他们学习能力强，需要更多的培训，所以我们就把北京的青年教师带到阜平和他们一起搞教研活动。”李占芳说，通过这种方式能尽快让特岗教师成长起来。

从2016年至今，有一百多位北京老师参与到阜平的教学教研活动中，组织大型讲座7次、培训77次，近期又专门开设了AI辅助教学的培训课。一堂课一堂课地面对面、手把手教，当地教师的教学水平大幅提升，甚至教育理念也得到重塑。阜平教体局副局长杨二军告诉记者，老校长们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之前我们本地老师上课就是念书本，现在通过老校长的言传身教，他们丰富了课堂教学手段，也更重视学生的全方位成长，让我们很受益。”

去年11月，李占芳还邀请阜平当地的校长和老师来北京学习培训，希望他们不能总是低头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用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教育。

远在2800公里外的云南兰坪，另一场支教也在持续进行。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原馆长兼书记周心悦发现，兰坪的科学课并不科学。去年夏天，周心悦积极争取东城区教育科学院的支持，选派一名心理教师为兰坪的老师开讲《如何做一名幸福教师》和一名具有小学科学教学经验的老师。东城区的科学老师示范教授了一节题目为《废纸再利用》的科学课，这堂课让当地老师们大开眼界：原来，孩子们的知识量完全可以支撑科学课，过去教学效果不佳，是授课教师没有进行合理的引导。

三堂课后，一位年轻教师悄悄地对周心悦说：“周校长，您来指导一下我们的课吧，感觉您的方法对我们来说很解渴。”

银龄教师带来“鲶鱼效应”

银龄教师的事迹正在感召越来越多中青年教师加入支教队伍，北京市文汇中学历史教师董昊就是其中一位。

在学校通知栏看到招募教师去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支教的信息后，董昊没有犹豫就报了名。之前，他就了解到不少北京的银龄教师前往落后地区帮扶，很受触动。2023年8月，董昊来到了阿尔山市支教。

阿尔山漫长的冬季，夜间零下40多摄氏度，白天零下30多摄氏度。董昊渐渐了解支教生活后，才发现最困难的并不是教学任务，而是和严峻的气候做对抗。学生们很辛苦，直到晚上九点半，晚自习才会告一段落，董昊会陪着学生顶着风雪一起回宿舍。

学生的情况参差不齐，有的学生家庭是低保户，生活不宽裕，有的学生家长都是初中毕业，对辅导孩子的学业力不从心，也有的学生自暴自弃，希望老师少管他一点。

让董昊骄傲的是，在他和其他几位北京的支教老师共同努力下，班上的孩子们普遍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不少学生考到了乌兰浩特一中，这是当地最好的高中之一，历史科目的中考平均分提高了近15分。”

支教结束前，一个最放任自流的孩子特意找到他说：“谢谢你，董老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是董昊一年来第一次看到他展露微笑。

与阿尔山市有所不同，兰坪曾是贫困县，对口帮扶的单位很多，教育资源也不少。但当地老师的困惑就来自于应接不暇的“帮扶”，他们感到：“今天来了一拨人讲这些，明天换一拨人讲另一套，有些迷惑。”周心悦很理解他们的感受：“大家都觉得它（兰坪）瘦，都给它喂饭，但最后是消化不了。”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原校长兼书记洪爱民也在兰坪支教，她回忆说，北京的教育也曾经历过这种状态，需要不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为了找到最适合兰坪的教学方法，周心悦、洪爱民开始随班听课，并和学校干部共同研究本校教师的课堂评价制度，从而引领教师的课堂教学。

在北京，每节课使用电子屏不能超过15分钟。而在兰坪，老师基本整节课都在用电子屏，教案也是网上直接下载的。“属于照本宣科式教书，”周心悦认为，兰坪教育的“硬件”很好了，“软件”还需要时间填满，教师课程过于繁重，没时间做教研，同样也缺教学细化和落实。

“老师，您能天天给我上这样的课吗？”这是在兰坪和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共同上完一节课后，洪爱民听到的，她欣慰地笑了，心想一定要让孩子确实有所收获，做好“解渴”的支教大餐。每次来兰坪，两位年逾60岁的老校长只有凌晨三点起床，才能赶上六点半的飞机抵达云南，再辗转坐车走3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在孩子们数月的渴盼中抵达。

去年10月，周心悦在兰坪发现了可喜的变化：兰坪建成了一所特教学校，在以往推广普通话、防辍学的要求下，需要全社会特殊关照的孩子有了归宿。

在云南丽江宁蒗，北京市朝阳区教师发展学院原党总支书记王宝珊正帮着当地的学校深入调研分析。她将支教工作概括为：输血、造血、活血，但对方需要什么血型？要输多少血？必然要了然于心。

宁蒗县位于横断山脉中段的川滇交界处，俗称“小凉山”，2020年11月云南省政府批准宁蒗县退出贫困县，困扰宁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得到解决，也通过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检。

在实地调研中，王宝珊和几位老校长共收集90余条对助教的需求，大致可分为教育投入、教师队伍建设、学生成长发展、教育教学改革四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有高效课堂推进、科研课题研究、教师教研能力提升、教研活动开展、教师培训、学困生转变、考试成绩提高等。

尽管宁蒗县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先后出台了《宁蒗县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实施方案》《宁蒗县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等一系列文件，持续探索县域教育发展之路。

在宁蒗，王宝珊每周将两天时间用到进校园，她走进重点扶持的8所项目校和幼儿园，其中一天到学校做诊断式督导，对其综合诊断，其余几天是集中主题培训和课题交流。除了面对面交流，王宝珊还建议将帮扶延续到线上，她提出每学期联系一个教研组，联系一个班，希望老师尽可能地在课堂上录像，随时发给她讲评。今年，王宝珊负责联络初中二年级的一个班，请班主任在花名册上圈出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准备一直跟踪到初中毕业。

“学生大多生活相对安逸，不像大中型城市这么卷，各方面要求没有这么高，简单而言就是内在发展动力不足。”王宝珊每次去，都希望自己做一条“鲶鱼”，从而产生“鲶鱼效应”，让宁蒗的教育更有活力。

呵护银龄情怀，让银龄教师安心有为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自“北京老校长下乡”工作开展以来，已先后选派三批40余名老校长、特高级教师对口帮扶了40多所乡村学校。银龄教师的奉献，得到受助地区和社会各界的一片高度赞誉，成为一张银色的名片。

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张雪表示，老校长们心系家国，乐于从教，专业精湛，多年来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老少边区开展助教工作，实现了更大的人生价值。未来，北京市将组织动员更多优秀教师参与支教，为当地提供优质课程、优秀案例等资源，将线下实地指导与线上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结合起来。

而银龄教师这个团队本身，也需要格外的关照呵护。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申请线下开展支教、支研的银龄教师年龄一般在75（含）岁以下，参与基础教育领域的，年龄一般应在70（含）岁以下。同时，银龄教师很多投身西部地区、民族地区民办学校，生活条件、医疗保障水平远不及大城市。对这些年逾花甲甚至已过古稀的银龄教师来说，其志愿行动本身也存在生命和健康威胁。

每次前往支教，周心悦都要经历一次高原反应。她所支教的小学建在半山腰，在高海拔地区爬山已属不易，到了学校还要再爬五层楼才能到办公室。“恨不得浑身长肺呼吸。”周心悦说。一次，周心悦与洪爱民走山路时遇到险情，对面的一辆大货车突然失控，好在司机反应快，马上调转方向停车，才避免一场事故的发生。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工委副书记尤娜一直担心老校长的身体，也深知不少老校长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她时常提醒老同志“要量力而行，不要用力过猛”。

《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中关于服务保障作了相关规定，如受援省份要为银龄教师提供必要的商业保险，落实异地就医结算，保障周转宿舍；受援学校应合理保障银龄教师福利待遇，按有关规定为银龄教师提供每学期一次的往返交通费、良好的住宿和通勤条件。有条件的省份、学校还应该为银龄教师家属、子女探望提供便利。

这些规定一定程度上为老校长、老教师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还缺乏真金白银的福利待遇和更加完善的奖励机制。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老校长们奔赴山区帮扶基层教育，普遍是出于持久不变的教育情怀，几乎没有考虑过将银龄讲学行动作为增加待遇的手段。

尤娜说：“保护好老校长的身体是我们的责任。如果给他们提供基本保险保障，可以让他们更安心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在兰坪支教期间，周心悦喜欢找一块空旷的地方，架起三脚架拍摄晚霞，暮霭形成的灰蓝色、灰紫色的云彩，温柔地笼罩着大地。结束一天的支教，站在高山上，欣赏着云霞，是周心悦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这一刻，她真实地感到了“夕阳无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