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关镇滴翠文学社，如今已走过40个年头，当初的文学幼苗，已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7月17日，沙坪坝区青木关镇，30余名滴翠文学社的新老社员代表围坐在长桌旁，开了一场建社40周年座谈会。

会上，大家聊得最多的是40年来写稿的心得、交过的文友和读者的共鸣。

40年前，42名农民文学爱好者，靠着一部油印机，办起了滴翠文学社。从那时起，油墨飘香的《滴翠报》就再也没有断过。

“文化病友”聚首 乡土里长出文学社

“那时候我们都被笑话得了‘文化病’，不写东西浑身不自在。”座谈会上，滴翠文学社现任社长李承萍回忆往事，声音洪亮。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热潮席卷乡村。农村发展日新月异，农民精神生活得到提升，一股“文学热”随之在农村地区掀起，一个个乡镇文学社相继涌现。

这股热潮同样刮到了青木关镇，它让一群乡土文学爱好者汇聚到了一起。

滴翠文学社首任社长罗成友便是其中之一。1986年1月18日，听说要成立文学社，不少文学爱好者一下涌进罗成友的办公室。大家商定，每人每年交2元钱买纸，自己编稿、刻蜡纸、油印装订。就这样，《滴翠报》和《滴翠》杂志办了起来。

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们写出了第一批作品。

罗成友记得，当时有一篇叫《抓团鱼的小伙子》的稿子，写活了当地一名青年农民在改革开放前后卖团鱼的故事，经文学社推荐后在《重庆日报》发表，这在镇上引起不小轰动。

“社员们一开始在区县报上发表短文，后来不断有作品登上大报大刊，靠的就是一股子执拗的创作精神。”座谈会上，罗成友说，就是靠着这股劲，从泥土里长出的文学社从此扎下了根。

一个“文学之家”改变了许多人的活法

“要是没有滴翠文学社，我现在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座谈会上，中国作协会员、滴翠文学社社员张儒学忆起往事。

2000年，张儒学从老家来到青木关一家摩配厂打工，偶然看到《滴翠报》，试着投去一篇散文。几天后，滴翠文学社第二任社长郭永明顶着40℃高温，满头大汗地找到他的租住处，代表文学社请他吃饭。那一顿饭，让这个被家人看作“尽写没用东西”的打工仔重新拿起笔。

加入文学社后，张儒学在社友们的帮助下，作品陆续发表，后来被大足作为文化人才引进，彻底改变了人生。

张儒学的经历不是孤例。滴翠文学社的成员里，有“前半生务农，后半生写作”的农民作家丁兴荣，他从写农闲打油诗到写乡村见闻，作品发表在多个刊物；有曾经的乡村教师秦开勇，他借文学找到人生方向，在各报刊发表了500余篇作品……

数十年间，滴翠文学社的社员群体不断壮大，刊物也不断升级，从油印变为了彩印，但它作为“文学之家”的氛围却从来没有改变。

在滴翠文学社成立30周年时，第三任社长王新觉说的一段话至今让社员们深有同感：一个家或兴或衰实难料定，但只要这个家不倒不散，一家人团结一致不离不弃，任何风雨艰难都不能阻挡。

笔头始终对准日新月异的乡村

40年间，滴翠文学社的笔从未离开过脚下的土地。早期，他们写“包产到户”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写农民下海经商、外出打工；进入新时代，他们的题材更多聚焦乡村振兴这个主题。

“以前笔下的乡村，多写贫困与迷茫；现在写的，是人的回归和产业的兴旺。”张儒学说，他在一部小说里描写的返乡创业农民王大虎，原型就是家乡的创业农民，“把真事写透了，比什么都打动人。”

笔头始终对准日新月异的乡村，让滴翠文学社不断保持着活力。当初42人的文学社，如今成员已有200余人。会员发表作品累计6000余篇，出版长篇小说20部，中短篇小说60部。《滴翠报》至今已出版了324期。

如今，“95后”社员江辰宇，已成了重庆市作协会员，在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05后”社员陈凤娟开始在《滴翠报》《重庆诗刊》等报刊发表作品；大学生社员宋渝川成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多篇作品先后在各大报刊发表。

四十年，324期《滴翠报》，从油印机到彩印本，从蜡纸刻字到微信传稿，滴翠文学社的书写工具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份提笔记录身边人身边事的初心，始终没变。如今，老社员两鬓斑白，新面孔青春正盛，他们依然像40年前那批“文化病友”一样，在田埂上、在车间里、在深夜的台灯下，把乡村的呼吸与脉动，一字一句写进时代的长卷。这支来自泥土的笔，还在认真地写着，而且会一直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