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工人与劳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此外，还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全国妇联执委，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等职务。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妇女/性别研究、婚姻家庭社会学。著有《异化与抗争》《人口社会学》《当代中国劳动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性别社会学》等。

指出问题，不是在此刻去求一个完美的结局，而是希望更多的人有平权意识，共同让这个社会更平等，人们更自由。

家庭，平等，解放。

佟新在讨论中国农民地位变迁的过程中多次同时提到这三个词。

1985年，在机缘巧合之下，从做题为“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村妇女地位”的硕士论文开始，她的学术历程便和农村、性别研究联系在了一起。

19世纪末，严复力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理解社会学，在《群学肄言》中将“社会学”译为“群学”：“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

这是社会学的品格和旨趣。

20世纪初，金天翮的《女界钟》发行。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并第一次喊出“女权万岁”的口号。中国妇女运动自第一声振聋发聩的钟声敲响，至今已有120年。一百多年的历程，很多旧传统还在与新问题裹挟着绵延不断。这种绵延，以细微的、狡黠的、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性别不平等的生产与再生产。性别研究如刺刀、如火把，将其问题化，并试图解决。

这是性别研究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指向。

社会学的学术理念，性别研究的范式和意识，让佟新一直坚持用从实求知的方式致力于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几十年来，她和她的学生们经常到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对女性进行访谈，话题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家庭关系、家庭暴力、城镇化过程中的流动和生计……可以说，从她的研究中可以窥见中国农村女性的发展和地位的变迁。

最近，佟新在研究县域这一场域中的数字经济和农村女性的流动问题。中国农村女性，正如她的调查和研究所显示的，尽管艰难，但呈现出向上流动的趋势。

一

“问题要明确

农村妇女地位如何能提高

农村妇女地位的改变的原因与影响

农村妇女在家庭中地位变化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有关理论——家庭功能、结构关系的关系

经济发展、家庭经济功能起了变化……”

1986年，红霞公寓，雷洁琼的家里，3张32开的纸。纸上的字清晰有力，而且略带修改的痕迹能看出思考的过程，这是导师对佟新的硕士论文初稿的意见。当时雷洁琼还在承担着北京市副市长等一些重要的领导责任，能在繁忙之中仔细批阅论文，并且提出如此详细且切中要害的意见，让佟新感慨至今。

彼时，北大社会学系在经历了30年的停顿之后，正在恢复重建。除了导师雷洁琼，佟新还在费孝通、袁方等“老北大”和“老燕大”等大师身边聆教，不仅让她树立了学术规范，也培养了做中国化的社会学而不是做给外国人看的社会学的本土意识，更让她有了教书育人的榜样。

其实，一开始佟新并没有选择做这个题目，北京出生、城市长大的她对农村没有太多感受。选择这个题目的直接原因是在1985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蔡文眉教授承担了亚洲基金会一项“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社会变迁”的研究，佟新参与到课题中，到农村进行调研。当时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也刚成立不久，正读研究生的她也加入其中做些事情。而且，“因为是女性，很多人认为就该做妇女地位的研究。当然，又因为是女性，很多问题研究起来就很自然。”

这种“自然”，应当就是她在社会学系2021届毕业典礼上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时，引用的费孝通为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写下的题目：推己及人。

“其实今天回头看，这个题目依然有价值。”的确，无论是家庭问题，还是土地问题，几十年来，这两个问题依然是农村妇女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甚至二者的纠缠使问题本身变得更加复杂。

“关于农村妇女地位，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家’这件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了农民很大的自由，但是从一些地方的农村妇女地位的角度来说，妇女又从公领域回到了私领域，成了家里人。”

那个时候，佟新一行人在四川农村入户调研结束之后，会去茶馆做讨论。这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那里的人会说女娃娃什么的，意思是我们女孩子家家的跑到茶馆来。”原来，那时候妇女是不能进茶馆的，男性占领着公共空间。

调研的那个夏天，天很热，村里的人天不亮起来，10点多钟一天的农活就干完了。她们入户做访谈的时候，村里几乎看不见男人们的踪影，原来他们干完农活就都去茶馆“摆龙门”了。但是妇女干完农活以后在家什么都管，“既干农业劳动，又干家务劳动，一切的一切都得管。”

农村妇女的土地权问题非常复杂，佟新说，各地有不同的做法。人人平等的土地权在农村妇女这里之所以成了一个问题，是因为从夫居的传统一直是乡土的基本秩序，女性的土地权是在家庭中实现的。

2020年暑期，佟新带学生就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女性土地权问题到浙江某地进行研究。发现调研地区以家庭为单位，各村皆通过了相关的分配制度。对于未婚男性，无论年龄大小，按3份分配，预设给予了这个男性要成家的妻子和孩子的份额，而未婚女性什么也没有。“问那里的女性是否觉得被歧视，她们不觉得，她们说‘我有地啊，我嫁人了我就有，我的就在我未来的丈夫那里。’但是她们的丈夫是谁，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意味着大家默认这个女孩是一定要结婚的，她的权益要通过婚姻才得以实现。当然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通过的分配和补偿制度都规定，独生女或双女家庭，有1位女孩可以享受和未婚男性一样的待遇，获得3个份额，即未来要招个上门女婿。这表明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农村父权制能够非常弹性地将社会变迁融入其中，可称其为‘弹性父权制’，而婚姻家庭制度是根本的乡村秩序。”

那么，现实是婚姻家庭制度本身在变化，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婚姻家庭契约会随着女性的流动和婚姻关系的变动而发生松动。

佟新追踪了一位离婚之后为了土地权打官司的妇女。当时村委会干部跟她说：“你告不着我们，你那份权益我们分配给你前夫了，找你前夫要去。”但是，这位女性的前夫又结婚了。那么，这一份土地权是给她（前妻）还是给现任妻子？她的做法是谁也不给，留给了和前妻生育的孩子。这个法律维权就此结束，打官司的女性说：“那我不打官司了，我不能跟我孩子争。”女性的土地权，因为父权制的婚姻家庭制度变成了家庭内部由男性可支配的财产。当家庭关系出现变动时，家庭内部的父权亦会做出各种妥协式的应对。

佟新指出，中国农村的父权制家庭文化具有强大的根基，并与各类制度稳固地接洽在一起。目前，这一制度面临社会变迁的挑战，即女性的社会流动成为改变这一制度的内在动力。“比如这位离婚的妇女，她因为情感问题离婚，原有稳固的婚姻制度正面临挑战。同时，乡村里有不少女性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

流动，向上流动，是多么重要。

二

最近一段时间，佟新研究的正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女性的流动问题。

其实，流动一直都是缠绕在女性身上的话题。五四时期，一些觉醒的女性找到了另一个流动方向——离开。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在感到自己是丈夫的傀儡之后摔门而去。娜拉反叛的形象、出走的动作让五四时期很多女性有了觉醒的意识和离家的勇气。但是，走了以后，出路在哪？正如萧红所说，当时“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预想到了娜拉的结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无路可走的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流动，是为了出路，也需要有退路。流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城乡关系的变革，大量农民开始进城务工。1989年中国春节铁路客运呈现前所未有的拥挤，媒体开始用“民工潮”来体现民工数量之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农村女性作为农民工的重要部分开始进入城市，1991年播放的现象级电视剧《外来妹》就是当时农村女性进城的文化表征。

然而，在城市生产、在农村进行再生产的拆分型二元制生产方式，使得农村出现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妇女和空巢老人问题等。候鸟一样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自身，要面对城市留不下但是乡村回不去或不想回等问题。

2022年，佟新带领课题组到8个欠发达地区的县域数字就业中心进行了集中调研，并且访谈了110位女性。这次调研让她感觉很不一样，她笑语盈盈地对我说，在县域中发现了一批出身于乡村的“90后”年轻人，她们受过较好教育，有现代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经验，有很强的使用数字工具的能力。县域数字经济的发展让她们找到一份工作，并在县城买房安家。从农村流动到县城的女性，用“安居乐业”的方式，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县城，实现了“返县”型向上流动。

“数字就业重要的特点是打破时间和空间对于工作的限制，通过移动互联网，使得标注师，即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工作顺利地在欠发达县城落地。这些工作对这些地区的女性来说是重要的发展机会，很多从业者因为生育和养育回到县城，原本只能通过‘考公’才能在县城获得体面工作，而数字就业为欠发达县城提供的工作，使这些女性愿意留下来，在县城实现安居。虽然县城在生活方式上离大城市还有距离，缺少她们渴望的电影院和咖啡厅。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些数字工作女性的存在，正促进着欠发达县城的城镇化。”佟新讲到这里笑了笑，接着说：“2023年2月底，这次去（陕西省清涧县）我又问她们，有咖啡厅了吗？她们说没有，但是多了几个奶茶店。”

县城的生活越来越现代。佟新在她们身上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可称为“县城是故乡”。因为在县城里，语言是完全相通的，而且她们的同学、亲戚等社会网络也在那里，并且离家也近。她们将生产和再生产结合在一个地方，“回到县城是一条新型的城镇化道路，外出打工的高学历农村女性有‘家’可回了，而且她们成为中国县城买房的主要推动力。”

当代出身乡土的女性个体生命深深嵌入到社会变迁中，新一代或二代打工妹，不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者与纯贡献者，她们在变迁的大潮中追逐生命新的体验和美好的生活，并成为家庭中经济独立的一方，并筹划家庭发展的未来。

关于女性在县域内的向上流动，佟新讲了红霞的故事。

1997年，母亲带着5岁的红霞改嫁后，夫妻俩就到南方打工去了。红霞作为留守儿童，跟着奶奶在村里长大。初中毕业后，因为没考上高中，她就回到了村里。她才十几岁，姑姑就开始给她介绍对象。红霞想：“啊？我不上学就得嫁人？”于是她选择读职业学校。当时，国家在贵州一些贫困地区实行中职教育免费政策。佟新说：“职业学校给了这个女孩一个推迟婚育的时间，否则她的命运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而且很可能是她妈妈那种命运。”随后红霞在珠海实习，还收获了爱情。怀孕以后，红霞就回到贵州老家生孩子。再出来打工时，为了不让孩子做留守儿童，她就带着孩子和婆婆一起出来打工。再次怀孕，红霞又回到了村里。再打工的话，带着两个孩子真的很难走出来。幸运的是，2018年婆家赶上易地扶贫搬迁，从大山里搬到了县城。接着“爱豆”公益项目——数字就业中心成立，红霞积极参加培训，获得了标注师工作。她的身份，还有个更高大上的名字，叫AI训练师。

数字工作满足了红霞出去看世界、打工挣钱的个体需求，也让她的孩子避免了做留守儿童的命运。她将丈夫“召唤”回县城工作，做了“骑手”，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候鸟般打工的农村女性在遇到生育问题时，很多都要回到村里，甚至被困在那里。可以说，县域的数字工作给了她们一个新的空间，让她们有出路，有退路。

红霞这一代，不是通过嫁人，而是通过政策和自身努力得到了地位的提升，实现了向上流动。努力而勤劳的红霞，在她的极力主张下，在安置房之外，又首付了一套期房，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县城生活。

三

学社会学的人常常开玩笑说，学这个专业的人很悲观，因为天天都在看问题。但是，正是因为将不平等、不自由但又习以为常的事情问题化，才会发现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个世界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美，但是为了更美一点，需要敲钟者、呐喊者和冲决铁屋子的人。

1998年，佟新在北大开设了一门全校通选课——社会性别研究。这门课程的诞生，来自她的一次亲身经历。

读博时，佟新曾在一家杂志社做兼职。有次，一个女孩子来杂志社应聘。应聘时一位领导很明确地对她说：“虽然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但因为你是女生，所以我们不要。”即便女孩子据理力争，杂志社最后还是没有要她。当时佟新感到很气愤，等应聘的女孩走了后，佟新前去理论：“你这样是性别歧视。你有千万种理由拒绝她，为什么一定要说因为她是女的呢？”那个领导的回答令佟新瞠目结舌，他说：“我和她说，她是女的不要她，她怨不得别人的，要怨就只能怨她父母为什么把她生为女人。”后来佟新跟一位做性别研究的朋友抱怨这件事，朋友说：“当时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站出来为她说话？至少让女孩子知道是有人支持她的。”

这件事使佟新思考，我们的教育体系从来没有专门的课程讨论性别平等的问题。她想通过教育，使那些有过被歧视经历的女生知道，这一切不是她的错，不是父母的错，是这个父权社会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为改变这种不平等而做一些普及工作。

于是，《性别研究导论》这门通选课在北大开了起来。性别研究，是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社会问题和自身的生活，反思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性别方面的压抑或者疑惑，学会寻找反思性的解决方案。“我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学生：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的性别观念可以且应该改变，这种改变会使生活更加精彩、完整、幸福。”

当时性别研究的课程是很前沿的课程，因为性别研究在1995年第四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才开始逐渐系统化。性别研究强调性别是社会建构的，正是社会文化将人们套进所谓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行为、活动、属性和机会，以及性别关系的。正如佟新在《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中所说的：“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揭示日常生活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于两性的压迫。”更进一步，是研究和批判压迫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2023年，佟新第三次修订本书，改名为《性别社会学》，希望能够从更专业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的性别关系运作的机制和改变的可能性。

佟新在书中说：“谈到两性不平等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妇女解放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女性与男性一样接受了尽可能多的教育；她们广泛参与社会劳动；具有婚姻的自主权，妇女地位已经很高了。也有人以家庭中存在的‘气管炎’（妻管严）现象、女性在职场上的成就、男人在职场上的压力以及承担起家庭责任的‘模范丈夫’，说明男人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地位可言，也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但其实，“两性不平等的状况和它对我们生活的压迫变得更为隐蔽，更需要我们以批判的眼光揭示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2014年，佟新基于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分析认为，我国男女两性的性别观念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而且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并预测性别观念的现代转型，将推动性别平等实践的发展。其实，100多年的时间，去打破运行5000多年的秩序，中国女性的进步不可谓不大，农村妇女翻身得解放的程度不可谓不深。指出问题，不是在此刻去求一个完美的结局，而是希望更多的人有平权意识，共同让这个社会更平等，人们更自由。

在此过程中，佟新也希望农村女性的地位向上一点，再向上一点，就像她说的那样，每位女性都能够受惠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巩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