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要让农民多参与、广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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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馨远 刘知宜
日前，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数字化经济转型加速引导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数字乡村建设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有重要支撑作用，在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提升农村信息化服务水平等方面有较大潜能。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现状如何？城乡“数字鸿沟”怎样消弭？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优化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在哪？本期对话邀请钟钰、崔凯、何春龙三位嘉宾就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需根据地区环境差异和农民需求特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体系化发展，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改造升级
主持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经过了哪几个阶段，目前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哪些挑战？
钟钰：当前，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数字技术应用在乡村建设与居民生活中，数字乡村在我国虽然还是新生事物，但其发展比较迅速，现在已大量运用到农村产权交易、收益分配、制度体系建设等各方面。总体来看，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2016-2018年为第一阶段，此时数字乡村建设起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概念，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部署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任务内容。第二阶段是2019-2020年，数字乡村快速发展。2019年5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这是对数字技术促进乡村发展的统筹规划与具体部署，部署了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等十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到2020年、202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四个节点的发展目标。第三阶段是2021年到现在，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互联网服务加快向乡村延伸，电商平台在促进农产品销售、带动农村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2022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
崔凯：近年来我国对数字乡村建设高度关注，相关部门陆续出台支持保障政策，积极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引领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2018-2022年，数字乡村建设基础设施和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期间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农民上网人数和手机用户数量连年显著提升，全国行政村通4G网络比例超99%。截至2022年底，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5G网络覆盖所有县城城区，历史性实现“村村通宽带”“县县通5G”。数字乡村建设赋予“村村通”新内涵，乡村地区网络可达性已解决。2023年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深入持续发展。各地围绕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更加深入。智慧农业、无人农场、大数据平台等场景在各地不断涌现，农机装备智能化改造正在推进，农业全环节全过程无人化作业方式已经出现，自动导航系统、无人机等在大田耕种收作业环节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加快普及。数字广播、数字农家书屋、数字监控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农村也正普及开来。
当前挑战主要在于，一方面村庄原本条件差异较大，部分地区网络接入质量有待提高，特别是山区和边远地区信号强度和接入效果需要提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农业中使用成本较高，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业务的市场化水平需提升，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出效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另外，一些村庄面临老龄化、空心化，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在农村地区利用效果有待提高，数字化项目资金投入效果还需强化。
何春龙：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先发省，20年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进“数字浙江”建设向乡村纵深延伸。从“农技110”到“百万农民信箱工程”，从实施万村联网工程到整省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从搭建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台到打造“乡村大脑”，从启动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到与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共建数字乡村引领区，浙江数字乡村建设的探索实践始终没有停止过。
从近些年的成果来看，目前浙江农村地区已建成5G基站8.6万个，宽带接入端口2918.6万个，实现5G网络、百兆光纤在行政村的全覆盖，创新打造“乡村大脑+浙农应用”整体构架，全面实施智慧农业“百千”工程，数字乡村建设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数字乡村发展总体水平达到68.3%，连续4年位居全国首位。下一个阶段，浙江将围绕打造农业农村数字化改革变革高地、乡村产业数字赋能创新高地、乡村数字服务实践高地、乡村网络文化活力高地和乡村整体智治引领高地等“五个高地”目标，预计到2027年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引领区。
当然，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成长的烦恼”，例如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同网不同速”、山区海岛县投入不足等问题。
主持人：有观点认为，当前城乡“数字鸿沟”较为突出，智慧城市起步早且发展条件成熟，而数字乡村建设则面临更多发展难题，进展相对较慢。对此您怎么看，有哪些建议？
钟钰：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速度快、活跃程度高，但不能否认，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依然存在。比如截至2022年12月，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3.1%，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1.9%，两者相差21.2个百分点。“数字鸿沟”源于城乡居民接触和使用信息资源机会的不均衡，乡村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动力及数字素养培养等方面存在短板。
一方面，要根据地区环境差异和农民需求特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体系化发展，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加快推动信息网络向有条件、有需求的农村延伸，持续推进城乡“同网同速”，优化提升农村网络质量。加快农村电网数字化、水利工程智慧化、水网智能化。另一方面，也要完善落实科技支撑与人才储备，加大创新领域资金与人力投入，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崔凯：我国2012年就开始启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智慧城市数量全球领先。虽然我国在农业农村领域较早布局了数字化战略，但相对城市数字化、智慧化进程，还较为滞后。当前，数字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机遇，为加快城乡融合提供了实现手段。例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成为连通城乡新引擎，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为三产融合提供契机。
要加快数字基建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全面提升网络接入质量和应用效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和手段，让教育、医疗、养老、救助、就业等公共服务的获取更便捷。同时要加快人才与资本的互动连接，为吸引数字人才返乡就业创业提供支持，完善创新补贴、贷款等扶持手段。要引导城市工商、金融资本等投入数字乡村建设。还要提高农民参与水平，通过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应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农村延伸，引导村民主动使用手机客户端、微信小程序等，及时了解村务信息，提高网上办事效率。
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聚焦实际问题，强化小切口牵引大场景，迭代建设一批实用管用、适农适老的跨场景应用，真正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数字红利
主持人：有研究表明，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地方实践中，存在管理分散、整合不够等问题，在部门联动、地区统筹等方面有待加强，顶层设计系统性也有待提升。对此您怎么看，有哪些建议？
钟钰：从实践来看，一些部门和地方之间数据整合性不够、对接不畅的现象的确存在。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根据实践变化指导政策优化。推动数据治理体制改革、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加快建立国家级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制定数据采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的标准规范。在部门层面，要清晰界定数据归属权、使用权和共享管理权，从数据内容质量、格式、平台便捷性、互动反馈等方面严格规范，提高数据互动利用便捷性。在地方层面，要鼓励支持地方政府实践探索，将大数据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引导地方本土数字经济企业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运营。
崔凯：需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加强部门联动和区域统筹。一是要根据建设目标和实施周期，建立长期监督机制，引导数字乡村建设集约、高效、高质量发展。二是要以现有行业和地方发展条件为基础，既要有统一方案，又要借鉴不同地区发展经验，避免重复建设。三是制定区域性建设标准，建议围绕数字基础、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生活、数字治理等方面，明确考核项目与评价体系，根据落实情况灵活实施具体细则。四是加强市县级层面的统筹和集中管理，针对基础性、关键性、公益性等核心问题，及时总结经验、优化政策体系。
何春龙：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对此，浙江在部门联动、地区统筹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2022年，浙江首创了由省委网信办、省农业农村厅双牵头，33家省级单位共同参与的统筹协调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督促检查和责任落实，促进条抓块统、步调一致。建立重大政策、重大议题会商协同和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加大政策、项目、资金的统筹整合力度。制定出台《浙江省数字乡村实施方案》《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等规划文件，发布全国首个《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数字乡村建设规范》，明确建设目标、重点任务、推进举措，为各方提供行动指南。
主持人：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政府、企业、科研单位、村集体、农民等多方主体联动合作。您认为应当如何捋顺各主体角色定位与职责分工，特别是激发出广大农民群体的主人翁精神，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化治理格局？
崔凯：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农业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作用，依托园区等载体和平台建设，加大对数字技术项目的扶持力度，推进产学研合作和跨区域协作。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新型经营主体、“新农人”等的带动作用，可将村民满意度纳入考核体系。要善于激活农民的数字需求，可结合乡村治理积分制等，拓展数字化应用功能，改善服务方式和手段，提高数字产品的便捷性、适农性。
何春龙：为促进多元力量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今年浙江大学、浙江电信等12家单位发起组建数字乡村发展联盟，汇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通信运营商、数字技术企业等多方资源，整合技术、人才、平台等各类要素，开展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资源对接、宣传推广等。与此同时，营造数字乡村建设良好氛围，能很好激发广大农民群体的主人翁精神。为此，浙江开展“数字乡村，幸福引领”大型融媒宣传活动，举办“共富直播帮”系列活动，邀请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各地记者走进乡村田野，讲述浙江数字乡村建设生动实践，全景化呈现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成果，累计观看量近900万人次。
数字乡村建得好不好，农民群众是见证者、受益者，更是参与者、监督者、创造者。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聚焦实际问题，强化小切口牵引大场景，迭代建设一批实用管用、适农适老的跨场景应用，真正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数字红利。
电商平台不能仅停留在展示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而要立足农产品历史人文属性，挖掘其背后的深层价值，从产品对接、产业对接向感情对接、文化对接拓展延伸，在拓展销路的同时扩大品牌溢价空间
主持人：有调研提出，一些乡村由于老人居多，村民和村干部使用数字化设备和软件有困难，不利于数字办事平台的使用和普及，应加快提升村干部和村民的数字素养。对此您怎么看，有哪些建议？
钟钰：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3.08亿，占网民总数的28.9%。相较于市民，农民学习数字技能的机会较少，缺乏运用数字技能的实践空间。有研究发现，数字技能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拓展社会网络和优化资产配置，对低教育水平、中老年及丘陵山区农户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技术会让广大农村老人切实受益，因此要引导农村年轻人多做示范演示，帮助老年群体提高数字技能，同时要开发通俗易懂的软件平台，让农村老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还要坚持智能创新与传统服务相结合，保留以往老年人熟悉的办事方式，通过人工服务、窗口服务等让老年群体办事便利。
何春龙：从浙江近年实践经验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一是加强农民数字素养提升培训。比如每年组织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活动，打造一批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汇集整合新技术推广、电商销售、新媒体应用、手机应用技能培训等优质培训资源，提升农民群众对数字化“新农具”的使用能力。二是加大乡村数字人才引育。结合十万农创客培育工程等，引进数字应用开发、智能农机应用、电子商务运营等紧缺人才，并通过就地培养等方式，培育和筛选一批善于学网、能够懂网、熟练用网的“新农人”。三是加快推动乡村数智服务集成落地。创新打造乡村数智生活馆，在每个数智生活馆中配备一名“数管员”，承担日常运营及服务管理工作，手把手教会老百姓使用数字设备。四是充分发挥乡村数字先锋引领作用。组织开展“十大数字乡村先锋人物”评选、寻找“百名数字‘新农人’”活动，挖掘发现了一批典型，也提升了社会各界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关注度。
主持人：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农业主导产业纷纷布局大数据平台，对提升农产品品质助益良多。但有观点指出，一些平台的应用更多停留在生产管理环节，关注“我有什么”，而对“你要什么”关注不够，对产品由谁消费、评价如何等信息缺乏掌握，没能与市场有效沟通，不利于将数字化投入变现为品牌溢价。对此您怎么看，有哪些建议？
钟钰：2022年我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5000亿元。近年来农村电商销售势头不减，且一些电商已从最初的推动农产品消费、促进农产品销售，演变为着力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但总体看，农产品销售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平台，更多中小电商平台常用的竞争方式是拼价格，用“超低价”吸引眼球，以流量换销售，没有充分考虑消费结构升级的多维需求。电商平台不能仅停留在展示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而要立足农产品历史人文属性，挖掘其背后的深层价值，着力在产品展销、贸易洽谈、营销推介等方面精心策划，充实区域文化元素，从产品对接、产业对接向感情对接、文化对接拓展延伸，在拓展销路的同时扩大品牌溢价空间。
何春龙：要想将数字化投入变现为品牌溢价，需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以浙江的“浙农优品”数字应用为案例来分析，在生产端，“浙农码”的追溯功能可以串联起农产品品种选育、产地环境、农事作业、采收加工等全过程信息；在销售端，“浙农优品”在云端搭建农商对接平台，打通农产品供应链条，帮助好产品找到好市场、卖出好价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今年启动实施的“浙农码”赋能区域公用品牌行动，通过探索有效赋能手段，充分释放数据价值。如安吉白茶通过对接“浙农码”，对茶园基地和生产流程实现了一码统管，构建原产地全程码上追溯机制，做实品牌保护闭环，累计赋码量超589万个，每斤茶青价格提高了30元左右，每斤干茶售价提高了100元左右。目前，在“浙农码”基础上打造的“全农码”，正向全国推广。
要重点补齐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关键领域短板，注重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完善对数据资源的开发、管理和保护，丰富数字化生产生活场景
主持人：您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有哪些发展趋势？未来进行优化建设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在哪里？
钟钰：一是数字产业将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5G、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特征日益显现，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提质增效，带动新业态蓬勃兴起。二是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精彩纷呈。乡村网络文化内容不断丰富，农耕文明将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三是数字化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新解决方案。2021年全国县域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劳动就业、农村土地流转、宅基地管理和涉农补贴等六类涉农政务服务事项综合在线办事率达68.2%，让很多农民可以足不出户办理相应事项。
接下来，一是要做好“硬保障”，当前乡村数字服务还存在网点覆盖不全面、综合服务碎片化等堵点，以基站为代表的信息化设备向基层延伸的程度还需加强。二是要做好“软支撑”，注重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为现代农村的数字化重构提供高素质人才支持。三是要对乡村数字信息类新基建给予财政、金融、政策支持，调动社会资本等参与积极性。
崔凯：未来，农村新基建持续推进，移动网络在农村的使用和普及率将不断提升，5G网络试点加快推进，数据中心、基础数据资源库、农产品数字供应链等相继建设。生产环节中智能机械装备将加快发展，面向具体农业作业场景，密切结合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不同环节的实际需求，兼容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智能农机装备加快应用。更多市场主体将在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乡村治理等领域加快对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探索。
要重点补齐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关键领域短板，尤其要加强偏远山区、脱贫地区网络设施和公共数字化设施的适老化、适残化改造。要完善对数据资源的开发、管理和保护，建立技术安全标准，推动使用共享涉农数据资源，制定完善数据资源安全传输、储存、交换，身份认证、权限管理、客户端安全保护等规范。要丰富数字化生产生活场景，发挥数字技术促进产业发展、生活便利、生态保护、文化宣传等方面的作用。
主持人：数字乡村在我国虽是新生事物，但发展迅速。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进入新阶段，要推动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加强部门联动和区域统筹，激发广大农民群体主人翁精神，加快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将数字化投入更好变现为品牌溢价，转化为加快补齐数字乡村建设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短板的重要力量，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数字红利。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