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那个“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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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我叫方建中，是参加抗日战争的一员新四军老兵。抗战14年，我参加抗战5年，同日本鬼子打了5年的交道……时间过去那么久，好多老同志都不在了，很多人对那段历史都不清楚，我们的观念不能老，信念不能老，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告诉下一代。所以我愿意讲述我参加抗战时的真实情况。”
摘自《铁血夕阳红——扬州抗战老兵访谈录》
什么是历史？
当无数当事人带着鲜活的记忆逐渐老去，历史便从正在发生的现实转向被记录、被解读、被传承的过往。此时，亟须将这些个体记忆转化为可触摸、可查阅的史料，让后来者能透过这些痕迹，感知曾真实存在过的人。
韩宾伟所在的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抗战口述史实践团队就在做这样一件事：记录历史，留住鲜活的记忆和故事。这个成立于2015年的团队以学生为主体，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现在的128人，从暑期社会实践到常态化历史抢救，团队足迹遍布15个省、56个乡镇、193个村庄，累计寻访273位抗战老兵，形成了150万字的采访实录与8514份声像资料。
记录，本身就有意义。而将记录这件事坚持十年，也很有意义。
临时任务
“十年前的夏天，我和同班同学组建团队计划在暑期社会实践中开展江都水利相关的历史研究。”如今已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师的韩宾伟，回忆起团队成立的契机，仍觉得像一场命中注定的转折。
那一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读于扬州大学历史学专业的韩宾伟即将步入大三。
彼时，扬州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系到社会发展学院与文学院，希望为在学校退休的六位抗战老兵做一个采访。这些老兵曾在扬州师范学院（扬州大学前身之一）工作，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96岁，最小的有88岁，都亲历过抗战烽火。
韩宾伟所在的社会发展学院有着丰富的口述史研究经验和传统，学院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韩宾伟他们，负责两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史工作。
让韩宾伟没想到的是，这份临时任务的成果，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认可，“你们记录得太扎实了，能不能把这几位老兵的采访都接过去？这些故事再不记，就没人知道了。”
在完成学校六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史后，学院团委的老师找到韩宾伟商议，建议先暂缓江都水利研究项目，转而聚焦抗战老兵口述史的暑期社会实践，去寻找更多的老兵。韩宾伟采纳了老师的提议，组建了一个六人的团队，最终在暑假期间正式启动抗战老兵寻访工作。
“一开始，我们像无头苍蝇，不知道从哪里寻找线索。”韩宾伟回忆当时的场景，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知道扬州到底还有多少老兵健在，都生活在哪些地方，是否愿意接受学生的采访。后来，在学院指导老师的协助下，韩宾伟和团队成员找到了扬州市民政、老干部和负责退役军人事务的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拿到名单后，我们发现高邮市、宝应县、江都区这些地方老兵居住得相对集中，便一个一个寻找，这都不是难事。”韩宾伟说名单上的老兵大部分都很热情，愿意协助他们团队完成口述工作，最难的是语言关。“受访老兵大多是扬州本地及盐城、宿迁等地区的人，方言口音较重，而我们团队里没有本地人，对这些方言并不熟悉，严重影响了采访效率，部分老兵甚至因此不得不采访两到三次。”
韩宾伟回忆起2015年在宝应县氾水镇采访老兵赵玉成的时候，老人方言很重，不少内容韩宾伟都听不大懂，但依然靠着眼神和肢体语言，假装听得很明白的样子，引导老兵对着镜头继续讲下去，最后只能求助宝应籍的同学帮助“翻译”，至今仍觉得又好笑又心酸。
类似的困境，在团队早期采访中时常出现。“有位叫曹京水的老兵，我们前后去了三次，才把他讲的战役细节梳理清楚。”韩宾伟说现在想起来，当时虽然麻烦，但正是这种较真，才让史料更准确。
设备问题也曾让团队遗憾。“当时我们对拍照、录像、录音笔的操作缺乏经验，使用也不够规范，导致最初录制的视频在聚焦、放大缩小等细节上处理不佳，拍摄的照片也不符合标准，拍出来的视频要么画面抖，要么声音不清楚。”韩宾伟说，后期在制作纪录片时，这些视频镜头难以使用，书籍出版时相关照片也因不达标而未能使用。
但在口述记录上，韩宾伟的团队可不含糊。凭借着过硬的专业知识积累和口述史记录的基本流程和逻辑，他们制定了符合现代口述史规范的提纲，像老兵“哪一年参军、在哪个地方当兵、部队番号是什么”这类基础信息，必须提前准备并在采访初期确认，确保核心信息不遗漏。
而在实际操作中，团队采取了聊天式引导方式，既不会被提纲束缚，也能像和长辈聊天一样，灵活掌握老兵的讲述节奏。“比如老兵提到某段部队生活时，就顺势追问当时的具体场景、身边的战友、发生的难忘小事，从他提及的内容里挖掘细节，一步步帮他梳理思路，最终把完整的故事呈现出来，这样既保留了口述的真实性和情感温度，也能让历史细节更有条理地呈现。”
接力
经过第一年的实践后，韩宾伟及其团队在寻访扬州抗战老兵的人数与地域布局上进行了调整。他们根据历史发生背景和名单分类梳理，制定了“先北后南、随机中间”的寻访策略：先去高邮、宝应老兵数量较多，抗战遗址丰富的地区，之后再赴江都、仪征等地，而对市区的部分抗战老兵，由于距离较近，则可以随时采访。通过这种地域划分和时间规划，极大地提升了寻访效率。
两年后，韩宾伟因为读研离开了扬州，此时团队已完成了72名抗战老兵的口述。团队的接力棒交到了第二代团长杨田甜手上，也是在这一年，沈政正式以指导老师的身份加入团队。
由于抗战口述史实践团队是一个志愿者团队，其运转过程以自我管理、组织、服务为主，沈政的任务只是从旁指导，同时协助团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做好统筹协调与沟通安排。
在上一任团队两年多经验的基础上，沈政带领同学对口述工作进行了系统化和规范化，以保证人员变动不影响团队的有效运转和口述史的采集质量。“我们把采访分成前、中、后三个阶段：采访前要查老兵的基本资料、相关战役背景；采访中要注意记录细节，比如老兵提到的地名、人名；采访后要及时整理录音，尽早完成初稿。”
为确保口述史史料准确，团队建立了三层审核机制。“首先是学生自己核对，对照地方志、县志查战役时间、地点；核对后的材料会先经学院教授第一次审核，再请周新国教授等做第二次校对指导；最后，还会对老兵进行二次或三次回访，若老兵记忆模糊，就进一步和其亲属、社区工作人员、民政部门人员核对。”
沈政说，团队还邀请了周新国等专家担任团队学术顾问。“周老师是扬州地方史权威，有次他看了一份口述稿，指出其中一个战役的时间有误，还帮我们找了当时的战地报道佐证。”
“虽然耗时，但很有必要。”沈政说，多方求证的方式，也恰好体现了口述史工作的完整性，它不仅聚焦于抗战老兵这一核心群体，还会拓展到相关部门，熟悉老兵的人和老兵所在的部队等，同时结合传统纸质史料，形成立体的考证体系，让收集到的历史信息更具可信度。“口述史不是简单记录，还要有史料支撑，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档案。”
至此，抗战口述史实践团队的工作逐渐变为常年推进，而非暑期实践项目。团队也有了完整的组织框架：以历史专业的学生为主，向全校招募队员；学院行政老师和思政课教师担任团队指导老师；学院专业老师作为顾问，为整个口述史工作的专业性把关。
翻阅厚厚的团队档案，里面整齐地放着每一届的成员名单和活动记录。2024年，团队迎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容。“那年我们筹建了口述史团支部，开始面向全校招新。”现任团长，也是第六任团长孟舒扬拿着最新的团队组织架构图介绍，“以前团队主要由历史、档案专业学生组成，后来新闻学、纪录片创作专业的学生都陆续加入。现在我们有128人，分了外出采访、话剧编排、新媒体运营等6个部门。”
孟舒扬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2023年进入团队后，已经采访了30多位抗战老兵。“加入团队后，会有专门的培训，老队员也会分享采访笔记、设备使用手册，还带着我跑了几次采访。”
这是团队的传统。沈政说他们一直坚持老带新原则：每次外出采访，至少安排1名老队员带1~2名新队员，新队员跟着学习采访流程和技巧，次数多了自然就能熟练上手。
孟舒扬记得第一次采访前，老队员教他怎么调整摄像机角度。“镜头要跟老兵的眼睛平齐，不要从上往下拍，这样显得尊重。重点记老兵说的具体时间、地点、人物，还有他的表情和动作。”
“每任队长都会加我微信，我会把当年的采访技巧、注意事项告诉他们。”韩宾伟说即便离开团队，老成员仍会关注后续发展。2024年团队出版老兵访谈录时，他还和主编周新国教授一起核对史料。看到当年的笔记变成正式出版物，韩宾伟很是开心，“每次回扬州，我都会去学院看看，跟现在的成员聊聊天，听他们讲新采访的老兵故事。”
意义
“历史有多种呈现形式，博物馆展陈、纪念日活动、文艺创作，而抗战老兵的口述史与其他历史呈现方式又有什么不一样？”
面对记者的提问，韩宾伟以一个故事分享了他的答案：十年前上大学时，他对抗战的认知基本停留在初高中历史课本里，只知道“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这些宏观叙事。后来发现课本里的内容确实能起到历史普及的作用，但还不够深刻和鲜活。“课本里说‘高邮战役是抗战最后一役’，但我是采访老兵时，才知道这场战役的具体细节——老兵们怎么挖战壕，怎么跟日军周旋，甚至他们当时吃的是掺了沙子的米饭。”
韩宾伟认为，抗战老兵口述史最大的意义就是能留存鲜活的个体记忆，也就是关注那些人。“就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能反驳日本右翼的谎言一样，我们记录的老兵故事，也是历史的铁证。给抗战老兵录制的视频、拍摄的照片、记录的讲述，即便再过几十年，也能为后人回忆抗战历史提供鲜活的案例和记忆。”
“有位老兵提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在高邮城内举行投降仪式，他当时负责看守日军俘虏，这些细节在正史里很少提到，但却是真实的历史片段。”这都是在补充宏观历史的微观细节。
对于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这段经历更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韩宾伟接着说，当同学们搬着小板凳，坐在老兵面前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时，以这种方式采访亲历过国家重大事件的老兵，聆听老人讲述抗战历史并予以揭示、考证，让抗战老兵的口述成为国家、民族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这却是拯救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
“以前学抗战史，只是觉得很伟大，采访老兵后，才真正理解伟大背后的牺牲。”扬州大学研究生邵子豪前年加入团队，负责音视频录制，“2024年初，我们曾计划采访一位名叫甄为民的抗战老兵。他早年加入新四军，后来以记者身份长期活跃在抗战前线，这样一位经历丰富的老兵，我们一直觉得必须尽全力去记录他的故事。为此，我们前期已在积极联系档案馆协调采访事宜，可过程中却突然收到了老人去世的消息。”
邵子豪说，那一刻，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的憋闷，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焦急。“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与时间赛跑的重量。原来时间跑得这么快，而老兵的生命却如此脆弱，可能某一天，一位老兵的故事就会随着他的离开永远消失，再也没有采访记录的机会。这件事也成了我心中最难忘的遗憾。”
张欣蕾加入团队源于她同学的嘱托，张欣蕾的同学是团队上一任团长，大学毕业后，她要回老家工作，以后大概率没机会再回扬州，临走前特意跟张欣蕾说，希望有机会能替她多看望那些抗战老兵。
“当时我想完成朋友的这份嘱托，另一方面也很好奇：抗战老兵口述史实践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让她在参与两年后，仍与老兵们结下如此深厚的情谊，甚至特意托付我替她延续这份牵挂？”带着这份好奇与责任，留校读研的张欣蕾加入了团队。
今年暑假，张欣蕾联系上了同学此前托付她关注的抗战老兵刘进喜，并到他家中进行了实地采访。“97岁的刘爷爷住在扬州的一个老小区里，身体很好，偶尔还刷短视频，自己还能去公园健身。我们采访时，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军装照，说这是他以后要用作遗照的照片。他还跟我们说，‘一起上战场的同乡有10个人，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来采访，特别开心，有人陪我聊聊天，回忆回忆过去的老战友’。”
张欣蕾的那次采访，原本计划1小时，最后从上午聊到下午。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是采访老兵陆锦华，张欣蕾说，为了确认他提到的某场战争地点，以及泰州机场的具体位置，特意带了当时的扬州地图，想请作为历史当事人的他帮忙核对。但陆锦华接过地图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自己确实不清楚。他解释说，一来当时年纪小，二来职务级别有限，对这些宏观层面的地理坐标、战术安排，没有太多了解。
“说到自己帮不上忙时，陆爷爷一直觉得很抱歉，反复表达没能帮到我们的愧疚。”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
继续
《铁血夕阳红——扬州抗战老兵访谈录》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中国抗战老兵的口述也是见证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构件，虽历经战火洗礼，但它们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侵略战争的残酷和日军的残暴以及中国人民遭受的磨难和中国抗战军人的英勇，同时也是祈祷和平的祝愿。它启迪今天的人们，要倍加珍惜和平、热爱和平、捍卫和平。”
去年，精选25位老兵故事的书籍正式出版。这是团队推动口述史成果多样转化和传播的工作之一。
现任指导老师甘俊伟告诉记者，今年5月，团队策划了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口述史实践团成立10周年主题活动，在扬州大学图书馆展出了老兵手印、抗战时期的武器模型、战地日记等实物，还邀请了陆锦华等抗战老兵跟同学们分享抗战故事。
“围绕抗战老兵相关工作形成的成果越来越丰富，除了此前整理的书籍，还拓展出多种呈现形式：首先是话剧，目前已编排8场话剧，其中最近的一部名为《穿越时空的对话》，便是以一位抗战老兵的真实故事为原型，经过艺术化加工创作而成；其次还有专题展览与宣讲活动，以此更直观地传递老兵的故事与精神。”甘俊伟补充说。
为了让更多青年人了解这些历史故事，团队今年还开通了新媒体账号，叫“扬州大学抗战口述史实践团队”，把老兵的故事剪成短视频。“我们把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老兵姜忠磊的故事剪辑出来，很多人在看到老人回顾亲历高邮战役时的画面不禁潸然泪下。”孟舒扬说，账号开通不到三个月，获得近万次的点赞。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抗战口述史实践团队成立的第十年，从2015年到2025年，可以说他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团队从档案馆等部门统计到扬州在世的、还未采访的抗战老兵还有30多位，对他们进行口述史抢救很重要。”甘俊伟他们还在继续寻找、记录。团队计划未来五年，把所有口述史料数字化，建立扬州抗战老兵记忆数据库。
在团队的办公室里，孟舒扬和成员们正在整理最新的采访资料，墙上的日历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接下来的采访计划。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仍在继续。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自艰
